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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六日萬曆皇帝病了，聽說還挺重，具體細節除了皇后誰也不知道。第二天皇帝突然一反常態召見了內閣，當面叮囑幾位大學士盡心輔佐太子，還下旨廢除礦稅、停止修建兩大殿、大赦天下，有點安排後事的意思。
就在皇宮和朝廷內外認全屏氣凝神等待即將要來到的重大變故時，轉天皇帝的病突然好了，又派內臣向內閣索要聖旨打算反悔。
此時如果沈一貫堅持說聖旨已經下發來不及追回，內臣們就算把腦袋撞破也沒轍。但他不知道為啥，居然把聖旨交了回去。
這下朝臣們可不幹了，不管屬於哪個派別，全都調轉槍口對著沈一貫開噴。連司禮監的一把手掌印太監田義都私下抱怨說沈一貫是軟骨頭，如果能再頂一頂，一直被朝臣詬病的礦稅說不定就此廢止，可惜了，功虧一簣。
此事傳到江西，景德鎮萬餘名瓷工暴動，砸了瓷廠、燒了稅署、殺了稅監。一時間朝野上下罵聲四起，誰也顧不上縮在東宮裡玩物喪志的太子了。
為什麼礦稅會造成如此大轟動，洪濤心裡還是明白點的。在皇宮裡生活了近二十年，只要有機會他就會把這個時代的各種政策找來研究。然後站在上帝視角，透過縱向和橫向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
說起礦稅可算是老調重彈了，幾乎貫穿了整個明朝，時斷時續，成為了皇帝與朝臣們之間一個永遠無休止的爭論話題。
明朝剛建立的時候百廢待興，朱元璋忙著穩固統治，對於開礦並不熱衷。即便有一些礦業，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導的國企，產量很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明成祖朱棣時期政權趨於穩定，民間經濟有所復甦，礦業自然而然隨之發展，礦稅已經有了十數倍增長，皇帝再瞎也無法忽視。
到了明中期之後，朝廷機構越來越大，官員越來越多，藩王也越來越多，時不時還得對外打一打仗，財政開支隨之加大。
可明朝是個重農抑商的社會，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畝都不兼併，想靠種地突然提高產量顯然不靠譜，大幅度提高總體耕種數量也比較難。
士農工商，首先士這個階層是管理者，只能提高效率，沒有直接產出。雖然說士人很多都比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為孤家寡人，就沒法大規模從士人手裡要錢。
緊跟其後的農就是農民，也是社會主體。針對他們的稅收已經不算輕了，再加上土地兼併的問題，繼續加重稅收無異於自掘墳墓。
然後再看最低階的商，明朝從開始就定下了基調，重本抑末，不鼓勵經商。朱元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商人則只能穿絹和布。
他覺得商人無信，還特別不安分，錢多了容易引發胡思亂想，就人為降低了商人的社會地位，讓人們不願意經商。雖然中後期有所鬆動，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維定式本質上並沒改變。
在一個不鼓勵經商的社會里，絕大部分人但凡有別的出路肯定不願意經商，即便迫不得已幹上了這一行也沒有太多積極性，無非就是當個跳板，找機會跳出商人階層。
就拿前年關鈔收入舉例，總共40多萬兩，只佔太倉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業稅收佔太倉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達70%以上。
而宋朝的農業稅率還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農業稅率收的話，北宋和南宋的商業稅佔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實都不用計算這麼多比例，更不用尋思是否鼓勵商業，只要看看明朝的戶籍制度是怎麼規定的就明白為啥商業不發達了。
一個禁止百姓隨意流動，出門必須開介紹信的規定，就能把90%的民間商業扼殺在搖籃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員集團主導的商業，比如鹽鐵茶糧。
這些行業與其說是商業不如說更像後世的國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費嚴重還壟斷市場，進一步壓制民間商業的發展。
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想短時間內快速提高商業稅收，就和馬上讓每畝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產出一樣不靠譜。除非玩畝產萬斤放衛星那套把戲糊弄，但明朝皇帝顯然還沒那麼狠辣缺德，真要活活把農民往死裡整。
好了，現在士、農、商都沒多餘的油水可榨，就還剩下個工。工匠輪流給朝廷服役日子本來過得就不算好，顯然也拿不出太多錢。不過有個產業例外，開礦，尤其是貴金屬礦。
無論金銀銅礦，只要挖出來就是錢。朝廷不鼓勵開礦，主要是怕引發社會動盪。礦山一般都在荒郊野嶺中，弄一群青壯進去很不好管理。
朱元璋就是靠聚眾造反起家的，深知這種人聚集多了有多危險，所以寧可捨棄礦產收入不要，也不願意國家四處藏著隱患。
但皇帝不願意採礦，不意味著真金白銀扔在那裡沒人惦記。各地豪強包括官員們都不是傻子，豈有入寶山空手的道理。於是他們勾結在一起利用政策漏洞變相販賣許可證，然後再收一大筆回扣或者乾脆參股經營。
在人為操作下，明朝的礦業慢慢成了灰色產業，每年上繳朝廷的稅收只有可憐的一點點，但各地開礦的規模卻逐年增加。
公文上面寫的悽悽涼涼，實際上幹得紅紅火火，利潤全進了當地豪強和官員兜裡。最底層的礦工和最高層的皇帝一樣都只能喝口湯，還是涼的。
其實收礦稅並不是萬曆皇帝首創，在正德年間就這麼幹過。皇帝一看，好嘛，你們一個個吃的腦滿腸肥，連口熱湯也不給我剩，到頭來國家一有事就催著我掏私房錢補貼，憑什麼啊！
性格軟一些的皇帝還能忍，趕上性格比較強的皇帝乾脆就不忍了。你們能拿老子為啥拿不得！你們能利用權力欺上瞞下，我就派宦官去全國各地檢查。發現一個開礦的就坐地收稅，收上來的稅全入內帑。
這下朝臣和地方豪強們可就不樂意了，但又不能直接說皇帝搶了自己碗裡的飯，咋辦呢？好辦，他們用了兩個招數。
先發動輿論攻勢，隻字不提入股開礦的事情，只說皇帝派宦官收稅是與民奪利，增加了礦工負擔，容易造成民亂，佔據了道德制高點。
再私底下蠱惑礦工，把他們吃苦受累加班加點忙活一年，到頭來卻還是挨餓受凍的根源歸結於皇帝拿走了多吃多佔，就像後世用輿論引導996們去憎恨資本家一樣，把真正的始作俑者藏在大義後面難見首尾。
大多數礦工都是貧苦出身，站的平臺不夠高，根本看不到高層裡的彎彎繞，很容易上當，然後就傻乎乎的和各地礦監對抗，給別人當了槍使還茫然不知。
輸了，在當地吃官司，躲過一陣風還會被放出來繼續幹活。贏了，真逼得皇帝不得不把礦監叫回去，所得的紅利也落不到他們手裡，最終還是和原來一樣，該吃不飽依舊吃不飽，該加班加點一樣不會少。
說起礦稅之爭，表面上看是皇帝橫徵暴斂，實際上是官員集團與皇帝之間的利益爭奪。沒有誰對誰錯，兩邊全是為了私利，沒一個是為國家著想，屬於狗咬狗一嘴毛。
官員集團試圖用經濟手段限制皇權，沒錢了，皇帝自然就要聽官員的建議，按照他們的思路去治理國家，同時也得放權。這是從朱元璋廢除宰相、大權獨攬那會兒起種下的禍根，開頭就走錯了方向，早晚得爆發。
反之，皇帝想鞏固皇權手裡必須有錢，否則怎麼養著一大堆宦官為自己辦事。沒有東廠、西廠、錦衣衛，拿什麼和滿朝文武掰手腕呢。
這一點從滿朝文武，包括部分宦官的態度上就能得到證明。沈一貫是浙黨領袖，在朝堂裡勢力最大。同時存在的還有好幾個小團體，暗地裡爭鬥不休互相傾軋。可到了礦稅一事上，他們立馬就摒棄前嫌統一口徑了。
俗話說的好，事物反常必為妖。他們為什麼如此一致呢，難道真是為了社稷和百姓？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他們有這麼高節操，早就該把自家多佔的土地全吐出來歸還給農戶。
合乎邏輯的推論只有一個，官員和部分宦官在礦稅這件事上利益一致，也只有真金白銀的利益才能讓不同地域、不同理念、不同訴求的人如此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前赴後繼。從勁頭上看，利益還不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