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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強侵略、壓迫和奴役中國之前，中國的文化階層即士大夫知識精英們，一貫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掌握文化的地方，中國之外都是蠻荒之地，都是文化沙漠。但是西方征服東方後，高高在上的中國文化精英們被打入了絕望的谷底，他們被迫進行自身文化的反思和重新審視，最終他們分成三派，第一派認為中國戰敗的原因是，國人拋棄傳統文化，缺乏天下為公的美德，缺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忠君愛國之心及獻身精神，這派人認為要戰勝西方必須大力弘揚傳統文化，道德教化國民，這一派叫保守派；第二派認為是中國戰敗的原因是，中國軍隊技不如人，中國缺少洋槍洋炮等先進武器，因此中國只要在武器製造方面趕上西方，中國馬上能轉敗為勝，戰勝西方，這一派叫改良派；第三派認為中國戰敗的原因是，中國傳統文化存在問題和缺陷，中國傳統文化只能造就封建帝王的奴才，這能培養見風使舵、持槍凌弱、偷奸耍滑的民間社會和江湖文化，傳統文化薰陶下的國人，遇到外敵只會割讓利益和投降，遇到自己人只會無底線無原則地搞暗鬥、搞窩裡鬥，這派認為應該徹底拋棄傳統文化（包括漢字和漢語等中國文化要素），進行全盤西化的文化改革，這一派叫改革派。在民國初年，改革派基本上成為中國的文化主流，改革派骨幹分子都是一些留過洋，主動接受西方文化洗腦的新知識分子，本來西方文化就沒有什麼豐厚的內含，加上這些人的傳統文化根基非常淺薄，因此這些改革派顯得非常自卑、浮躁和膚淺，他們私自幫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找祖宗，說中國人某某人的後裔，中國文化起源於地中海地區某個法老墓穴或者神廟裡，他們還喜歡為東亞地區各民族找祖宗，搞得中國人思想更加混亂，民族矛盾更加嚴重。最終因為中國出現偉人和聖人，改革派才沒有廢棄漢字和漢語，中國人才從新找回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則，中國已經淪為一個沒有文化和民族的文化沙漠地區。
在這裡我們不討論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問題，我們只討論語言、文字和文化的本質意義。
本文以上論述表明，在語言方面，人類各民族的語言都來源一個共同源頭。人類最早的文字是形象文字，根據本文的科學推測，人類在距今4.5萬年之前已經創造了象形文字；根據西方考古學家推算，腓尼基文是世界上的最早的拼音文字，它產生於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希臘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創造希臘文即希臘拼音文字。因此，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歷史中，拼音文字發展歷史只有短短的3000多年，由於拼音文字只是純粹的音標符號，因此拼音文字只是一種發音，如果沒有相應的解釋，這個發音將毫無意義。純粹的象形文字是透過抽象的線條構圖對一種特定的事物、現象、行為和情感進行描述，因此沒有語言配合，閱讀者也能明白文字意義，以及文章的內容。文字與語言形成對應關係之後，象形文字在構造被賦予標音和借音功能，如“旦da
”是太陽初升，黎明之意，由於旦與膽在讀音上一樣，因此旦成了膽的表音邊旁；“丹da
”是紅色之意，由於太陽初升表現為紅色，因此丹借用了旦的讀音，這種表音和借音現象在漢字中非常普遍，讀者可以自己研究。
也就是象形文字具有的文化資訊量是拼音文字所不能比擬的。漢字是一種連續發展了幾萬年，而且目前還在使用的活文字，目前被保留下來的漢字共計3萬多字，專家推測被創造的漢字不會少於10萬字，而每一個漢字就是一個文化概念和定義，由此可見漢字本身就是一部文化鉅著，漢字包含著人類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如果沒有漢字人類將失去很多文化記憶和文化成果。
當文字與語言完美結合後，我們看到了很多官方史書之外的歷史和遠古文化現象，漢字繁體“郷”的邊旁是郎la
g，文字的象形解釋是“有郎的地方叫家鄉”，在母系氏族社會里，女寨才具有家鄉的意義，男寨一般都是軍營或者苦力工場，郎是專門幫助女寨生兒育女的成年男子，如果女寨沒有郎，將沒有快樂、希望和未來，因此有郎才有家鄉。目前在泰越文化仍然形象的廣西壯族居住地區、雲南壯族及傣族居住地區、泰國、寮國、緬甸等東南亞地區的村寨周邊都種植著成行成片的鳳尾竹，這是為什麼？因為泰越民族稱呼竹子為la
g，竹子的讀音與郎的讀音一樣，因此泰越民族在村寨旁邊種植竹子是為了祈求“延續後代，兒孫滿堂”。漢代盤踞於遠古高原的夜郎國，他們就認為竹子是他們祖宗，也許他們的祖宗是一個有雄心壯志和超人勇氣的郎或者郎官。
類似文化現象還有，比如“錢qia
”在古越語中q與x同音，因此錢也讀成“仙xia
”在母系社會“仙xia
”代表女性、聖母和女王，錢字在甲骨文的象形解釋是一堆金屬旁邊有很多戈保衛著，在母系社會裡，只有女王有軍隊，並擁有金屬貨幣，因此錢字借用的“仙xia
”的讀音，這說明在母系社會裡只有號稱“仙xia
”的女主和女王才能擁有金屬貨幣，並且這些貨幣都有重兵把守。古代貨幣都簡稱“幣bi”，幣與闢同音，闢bi是母系社會的實際統治者，相當有老大、大王，幣在甲骨文中形象是被手和物件掩蓋的布匹之類，也許母系社會規定，闢王可以用布匹等高價值食物作為貨幣，但這些貨幣必須存放在隱蔽的安全之地，當然幣只能借用闢的讀音。這種現象不僅在漢語地區存在，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尼泊爾和模里西斯等地區也存在，貨幣讀音借用闢bi讀音現象，這些地區稱為貨幣為盧比lubi，在古越語中，盧lu是船、流通的意思，比bi就是闢，直譯是“流通的王幣”，說明貨幣都在王權的控制之下，民間市場貨幣違法。
如果沒有漢字和保留至今的泰越語言，我們將無法獲得這些遠古時代的文化資訊。這說明，保護人類語言和文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根據本文的分析和推理，當今和歷史上人類的一切文化現象和成果，都是因為人類大遷徙、定居和發展後產生和形成的。為了更加詳細地瞭解人類文明狀況，本章我們將單獨論述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的形成過程。
根據對全球各地人類文化遺蹟、歷史文獻和當今文明現狀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在距今4.5萬年至3.5萬年前，人類進行海陸兩線大遷徙之前，聚集在冰河期中國南部及東南亞大陸的古人類，他們已經有多套系統而完備的語言系統和文字系統，在廣西左右江流域地區發現數量繁多的石刻和骨刻古象形文字，以及大量的蹲式人形巖畫，這些文化遺蹟反映人類陸路大遷徙的主體民族——古越民族，在大遷徙時已經掌握了象形文字系統。目前中國西南的很多民族，如壯族、布依族、水族、彝族等古老民族仍然保留著本民族的象形文字系統，這些都是古人掌握象形文字系統的佐證。
在大遷徙之前，農耕民族有自己語言和文字方式，同時炎熱地區居住農耕民族已經掌握水稻等多水溫熱地區農作物的種植技術；具有在寒冷和乾旱地區農耕民族已經掌握了青稞、小麥、小麥等旱地農作物的種植技術。在人類發展初期，畜牧並沒有從農耕、採集和狩獵等生產方式分離出來，在大遷徙之前，農耕民族已經掌握水牛、黃牛、豬、羊、雞、鴨、鵝等家畜和家禽，水牛是農民耕耘水田的主要畜力；黃牛是農耕民族主要交通工具；豬、羊、雞、鴨、鵝等家畜和家禽是農耕民族主要的動物蛋白食物來源。同時農耕民族還掌握使用火、冶煉金屬、燒製陶瓷、烹飪食物、釀酒、醫藥、紡織、製作皮革、製作服裝，以及製作金屬、石、骨、木等工具及用具。農耕民族的生產及生活的全部內容都要透過語言和文字方式加以描述，並進行代代傳承，這個過程促進語言和文字的爆炸式發展。
農耕民族過著群居的定居生活，而且食物來源比較豐富和穩定，因此在人口發展上農耕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有優勢，人類最早的社會是以農耕民族為主體的人類社會，社會的管理問題，促使農耕民族的語言和文字向更全面和完備的方向發展，使得農耕民族的語言和文字成為大遷徙時期及大遷徙結束之後，亞歐大陸人類的通用語言和文字，而以古越文化為核心中華文化就是亞歐大陸人類的通用語言和文字的根源。因此，目前世界各地區、各國的語言中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著古越文化和中華文化的文化要素。
根據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結果，世界各地水稻、蔬菜和瓜果的種植技術，水牛、黃牛、豬、雞、鴨等家畜禽的飼養技術，用火技術，製陶、釀米酒、燒煮食物的技術都是古越人和早期的中國人將它們帶到世界各地的。如果沒有古越人和早期中國人的全球大遷徙，世界沒有那麼多人喜歡吃米飯、豬肉、雞鴨肉，喜歡洗澡、喜歡唱歌跳舞。這些技術和生活方式都是古越人和早期中國人獨有的。
按照目前考古成果分析，古越族的語言和文字形成於距今3.5萬年至2.5萬年。在古越人進入中國大陸之前，已經有從事漁獵、狩獵和採集的遠古民族遷徙都這裡，中國大陸的各個河流入海口地區已經有海洋民族的定居地和村落，但是由於生產方式的侷限性，導致這些民族的人口發展受到限制，因此海洋、漁獵、狩獵和採集等民族人口都非常有限。
古越人遷徙到廣東地區後，古越人很快同化了當地的漁獵、狩獵和採集等民族從事農業生產，形成了楊越，楊越人在語言和文字上與古越人基本一致，為了區分民族方便，定居於雲南東南部、越南北部及廣西西南部的古越人被成為駱越。在遠古時期，嶺南地區的語言都屬於古越語，秦漢時期後，秦漢官方語言開始影響嶺南地區，秦漢官語與古越語融合形成早期廣府語即廣東話的前身，早期廣府語與唐宋官語融合後形成現代的廣府話即廣東話。長江以南地區的吳語、溫州話、閩南語、潮汕話、客家話、平話等都是當地古越語與秦漢官語、唐宋官語等北方華語融合的結果。
民族融合的結果之一就是語言融合，根據我們的調查，廣東東部和福建等地區的閩南語系中保留著很多海洋民族語言即南島語的詞彙，如人（
e
g）、去（ti、di）、吃（cie、qia）、魚（ho）、肉（
ie
g）、牛（gu）等；同時在閩南語系中保留著古越語詞彙：如媽媽（mie）、爸爸（bo）、婦女或者妻子（ya）、男子（di
g）、矮（dem）、高（sa
g）、水（lem）、飯（hou）、稀飯（moi
）等。
由於唐朝和宋朝對嶺南地區的影響非常深遠，因此閩語和其他嶺南地區語言一樣，保留著很多按照唐朝和宋朝發音方式的漢語詞彙，如鹹（唐宋音為ham）、鹽（唐宋音為lu相當於滷、露）等等。
古越人進入湖南及洞庭湖地區發展西甌越，他們的語言為古湘語、古楚語，在長江流域地區與黃河流域地區文化聯絡不緊密的漫長曆史過程中，湘楚文化於古越文化沒有太多差別，他們都保留著同樣稻作文明和母系文化的習俗，他們稱呼稻米為hou餱或者ou甌；稱呼為米酒為醪lao或者lou；他們都認為自己祖先是羋mie，在古越語中，羋mie是母親。
古越人進入鄱陽湖及江南地區發展農耕，他們以當地內陸民族融合成吳人、越人、溫州人等，在古越語中，吳wu是我、自己人的意思，吳人的一個王夫差，夫差的發音古越族男人busai一詞發音很相似，因此夫差的願意可能是“猛男”，無語稱呼“你”為
o
g儂，在古越語中，
o
g儂是弟弟、老弟、兄弟的意思，是一種非常親切稱呼，目前上海話等吳語稱呼你為儂
o
g，這就是古越語在現代吳語中遺留。在江南地區自稱越人，說明這些人完整地保留著古越人的文化習俗。溫州人是古越人與海洋民族融合產物，他們可以與閩越歸為一類人，在古越族中，溫we
是人、人類、太陽等意思，說明在農海民族融合之前，此地已經有很多人類聚集定居，形成繁華的社會。古越人是最早與中原民族進行貿易往來的南方民族，因此在漢語詞彙在留下很多商業相關的古越語詞彙，如古越語中的“買si”，演變成漢語中的“市shi”；古越語中的“賣hai”演變成漢語中的“街jie，”，四川話保留著漢語古音，四川話對街的讀音為gai，這個讀音與古越語“賣hai”的讀音非常相似，因此在古越語和漢語中“街市haishi”買賣之地即商業場所。漢語的“卡ka”可能是古越語的“腳ga”演變而來，卡的意思是管制行人通行，行人就是腳伕。當然有些古越語詞彙在四川話等古漢語中保留著，但是在現代漢語中丟失了，如現代漢語中的“鞋xie”，在四川話和古越語（即壯語）中鞋讀為hai接近“孩”的發音。
長江流域地區從戰國時代開始於位於黃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頻繁交流，因此楚、湘、吳、越等文化單體，逐步受到中原華夏文化影響，進入漢朝後，長江流域地區基本上融入漢文化之中，成為漢文化主體的一部分。經歷漢朝後，長江流域地區的人民機會都認同漢朝和漢文化，他們在公開場合都稱呼自己為漢人，但是在民間他們仍然保留自己原來語言和民族習俗。
古越農耕民族北遷發展是形成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古越民族的遷徙路線是，從廣西西北及雲南東南，向北進入雲貴高原，古越人首先開發了南盤江及北盤江流域等貴州全境的農業區，定居於此地的古越人演變成夜郎人即當今布依族；古越人在重慶地區及嘉陵江流域地區與當地民族融合成巴人和氐人，巴人和氐人以古越人為主體，因此巴人和氐人的文化習俗與越人相同；另一支從廣西西北及雲南東南的古越人沿著金沙江東岸北上開發農業區，他們在宜賓、瀘州等渡江進入四川西南部，最後他們進入成都平原地區發展農業區和定居，這些古越人與當地民族融合後發展為蜀人，蜀人建立了古蜀國。蜀人與巴人、氐人是兄弟民族，文化習俗共通，他們只是隸屬於不同的利益集團。
四川地區民族勢力範圍劃定後，氐人繼續向北進入秦嶺和松潘高原地區，再向北進入秦川盆地及河西走廊地區，再向北進入黃土高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亞草原、北極寒帶地區、北美洲阿拉斯加地區。
這是一個漫長而發展的民族遷徙過程，在這個過程裡農業與畜牧業專業化的深入，兩大產業開始完全分離。此時以氐人為主體農牧民族，一部分精通畜牧業的農耕民族逐步與狩獵民族融合，發展成人類的最早的遊牧民族羌人，羌人是中國歷史記載最早的遊牧民族，隨後又從氐羌民族中分化出匈奴、鮮卑、契丹、突厥、蒙古等雄霸世界遊牧民族。這些遊牧民族都保留古越人原始宗教薩滿教，以及部落社會的管理方式和制度。同時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一直保持著密切經濟及文化交流。經濟和文化繁榮強大的農耕社會一直給遊牧民族輸入強大精神和物質力量，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裡，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一直保持著非常親密的相互依存關係。在這個民族共融時代裡，農耕民族實現了高寒乾旱糧食作物順化和栽培，在這些地區青稞、粟、小麥、高粱等獲得廣泛種植；在遊牧方面，他們發明了大型牛車、帳篷、火爐等遊牧裝備，掌握羊、牛、驢、駱駝和馬等牲口馴化、放牧、冬夏轉場等技術及實際操作，使畜牧業成為一個技術齊備，能夠持續發展的大型產業。
在血緣及文化上越來越疏遠後，個民族之間的利益衝突變得日益嚴重，最終導致農耕及遊牧等兩大民族水火不容、相互為敵，他們爭奪土地和自然資源而殊死搏鬥。
在民族大分裂時代，秦川及河套等地區農耕民族逐步演變成華夏族，華夏族成為黃河流域農耕民族利益的總代表及捍衛者，華夏族為了守住自己的地盤，他們只能將地盤周邊的民族視為異族和敵人，這種必然思維和行為導致國家形成，民族矛盾加劇。
由於中國秦、漢、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統朝代統治根基都在黃河流域，因此，華夏文化一直被確立為中國的正統文化。但是，華夏文化在不同歷史階段都有不同表現形式，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文化以儒家等百家思想方式呈現；在漢朝華夏文化以漢文化的方式呈現，現在我們對華夏文化的認識基本上來源於漢文化，漢朝的《史記》典籍，以及漢朝的禮儀、典章和制度等。唐朝和宋朝在漢文化的基礎上，豐富、完善和發展了華夏文化，華夏文化具有自由、開放、包容、超脫和精美的品質。唐宋文化和習俗目前仍然保留中國的文化和習俗中，唐宋文化使中國人和世界人民受益無窮。唐宋之後，主流社會的文化精英們已經不知道華夏文化原貌和價值，他們只能遵照歷史典籍，照瓢畫葫蘆，中國文化失去發展活力和空間。
在這個漫長的文字發展歷史中，漢字成為唯一的中國文字，現代漢字經歷了甲骨文、篆、隸、楷等形式演變之後，變成了現代漢字。在廣西左右江、紅水河等古越人故地發現的骨刻、石刻文字，這些文字與甲骨文等非常相似，有些文字在形式上完全一致。這說明古越族與華夏族曾經使用過同一種文字系統。
由於漢字表意文字，不是音標文字，加上中國曆朝歷代都是皇帝和王族語言為國家通用語言，因此現代漢語的讀音已經不是華夏語言的原本讀音。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在漢字中找到古越語的遺蹟，如“朔suo”在古漢語中它是北方的意思，而在古越族中它哆嗦、發抖的意思，起初古越人肯定不知道如何稱呼北方，由於人遇到寒冷都有哆嗦、發抖的現象，因此古越人將北方稱呼為“朔suo”很自然和有效；在古漢語中“旦da
”是太陽初升之意，在古越語中da
是紅色即丹的意思，太陽初升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紅光燦爛，因此用“旦da
”表示太陽初升非常貼切；古越人稱呼自己為gu、wu，在古漢語中，稱呼自己為“吾wu”，而遠古遊牧民族自稱為“胡hu”，“胡hu”與“吾wu”在發音上非常相似，而且容易混淆，目前中國南方人仍然不能分辨這兩字的發音。在古漢語中表示流淚常用“涕ti”，在廣東話（唐宋漢語典型代表）中涕讀為dei，古越語對流淚和哭泣的稱呼也是dei，由此可見，涕是古越語在古越語中的保留。以上論述表明，在遠古時代古越語、古漢語、古胡語（即阿爾泰語系）曾經互通互融。
目前在中國各地仍然存在很多跟古越語有關的地名，如四川瀘州，這裡是金沙江與沱江交匯處，河流交匯處，由於河道彎曲迂迴，因此此地河面寬廣平緩，是行船渡江和建設水路交通接駁碼頭的好地方，因此這些是從古至今四川地區與西南地區聯絡的交通要道，是人類大遷徙時古越人進入四川地區的主要通道之一。在古越語中瀘lu是大船的意思，瀘州這個地名應該是古語人命名，瀘州有一個納溪區，在古越語中納
a是種稻谷的水田，溪xi是小老公或者情郎的意思，納溪是“情郎之田地”的意思，也許當時處於母系氏族社會，是一位女王將這塊土地賜給她的情郎，此地因此得名。在長江流域很多以lu（瀘、廬、盧、魯）有關的地名，這裡地方也許是古越人行船碼頭或者船塢，古代山東西南部為魯國，魯字甲骨文表現的是魚在圓底長形裝備上，這就是船的一種具體形象，因此可以推斷“魯”的願意是船，在古代魯國湖泊眾多，水網縱橫，當時生活在這裡古越人一定有很多人以捕魚為生。如今櫓lu只是船槳的稱呼，為什麼會這樣呢？也許在勞動中古人漸漸放棄將船稱呼為lu，因為古人休漁時，都將船拉到岸上曬乾船底，修補漁船，開捕的時候再將船放入水中，在古越中從高處將物體滑行而下叫chua
或者shua
，在開捕儀式上大家聽得最多的叫喊聲就是“chua
或者shua
”，久而久之人們乾脆成為船為chua
，這是一個動詞進行名詞的演變過程。古越語稱呼小船為ti
g，現代漢語的小船也叫艇ti
g，這個古越語單詞在漢語中保留下來了。
本文列舉的人類語言和文字包含的文化資訊，還沒有它們實際內涵的億萬分之一！讓我們以敬畏人類歷史的心態，好好保護人類的語言和文字，讓它們繼續為人類文明進步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