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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無死角全覆蓋，下面將挑幾個重點事例作為趙匡胤改革的補充：
一，政治改革
宋初沿用了後周的三位宰相：範質、王溥、魏仁浦。趙匡胤尊重並厚待三人，但仍然不出意外地瓦解了三人的實權。先將他們的“參知樞密”頭銜罷免，並給自己的親信——樞密使吳延祚加了“同中書門下二品”，等於限制並回收了“週三相”的權力。
隨後三人集體遞交辭呈，改由趙普獨相。這是自古罕見的“獨相”，很多人由此大做文章，特別是在渲染趙普經天緯地之能力時，然而事實上趙普並不能做到權傾朝野，因為他的老闆趙匡胤同志十分體諒他的工作辛苦，貼心地幫他安插了幾個副手，以呂餘慶、薛居正為參知政事，後來又讓二人與趙普一起“知印押班奏事”，史籍明確記載道：“以分其權”。
不僅如此，趙普在拜相之後得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監修國史，趙匡胤親自點名的，等於變相限制了趙普的一部分相權。關於限制趙普的故事將在後文詳述。
這裡還有個容易被忽略的小細節。按照規定，新宰相的任命狀需要由現任宰相簽字，但範質、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是同一天辭職走人的，趙普的任命狀就找不到人簽字了，尷尬了。於是趙普向趙匡胤反映這個程式上的小bUG。
趙匡胤倒是爽快，“這還叫事兒嘛，朕給你簽字就行了。”
沒想到趙普拒絕地更爽快，說這不符合法律法規，不具備法律效益。
面對這道死題，最終竇儀給出了一個和稀泥的方案，說皇弟趙光義不是掛著個“同平章事”的頭銜嘛，這就是宰相啊，讓他簽字。
這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趙普是何等人？難道是咬文嚼字鑽牛角尖的腐儒？君臣二人看似無足輕重地聊天打屁，背後卻暗流湧動，隱藏著皇權與相權的博弈。
趙匡胤強調皇權的至高無上，而趙普則針鋒相對地竭力維護千百年來的封建官僚體系和權力秩序，這套秩序的精華就是相權對皇權的限制和約束。
由宰相簽字，那麼趙普就是這個體系的產物，他要對這個體系負責，而不是對大宋朝負責，更不是對趙匡胤本人負責；趙匡胤簽字任命，那麼趙普的法統就源自趙匡胤本人，他需要向趙匡胤本人負責。
最終，還是讓“宰相”趙光義簽字了事，說明在這一回合，趙匡胤並沒有壓過趙普，趙普小勝。但這種小勝在相權與皇權之爭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能說聊勝於無吧，那也只能是騎車放屁對加速度的作用。
同日罷三相，文官集團被趙匡胤拿捏地死死的。雖然給趙普設定了重重限制，趙匡胤對他還是不放心，所以繼續提高翰林學士的實權，以繼續分化、削弱宰相權力。
趙匡胤不僅賦予了翰林學士參與國事討論和決策的權力，還特意指示他們可以繞開宰相，直接與皇帝本人溝通，不是暗示，而是明示。這就等於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宰相。
另外，趙匡胤還從形式上削弱了相權，廢除了長久以來的“坐而論道”。
從唐朝到五代，皇帝在與宰相商討國家大事時，都要給宰相賜座，即“坐論之禮”，君臣坐而論道，不僅賜座，還要賜茶。而趙匡胤對後周的這三位宰相就沒那麼客氣了，在討論國家大事時故意揣著明白裝糊塗，不再賜座，三人也因懼怕趙匡胤而不敢提醒，只能規規矩矩地站著彙報工作，或者直接把工作報告提交上去，連跟皇帝見面的機會都沒有了，久而久之，先例就成了慣例，從此之後，宰相們再也沒有機會與皇帝平起平坐了，皇帝的威嚴得到了彰顯。
趙匡胤理想中的宰相應該是什麼樣呢？答：範質。
964年9月，前宰相範質病逝。在他病重期間，趙匡胤多次探望慰問，結果尷尬的一幕出現了，範質家裡竟然沒有像樣的招待客人的餐具、酒具、茶具。太寒磣了，趙匡胤當場下令御賜果床、酒器等。
“好歹是個宰相，怎麼窮成這樣了？宰相的臉都讓你丟盡了。”
範質如實回答，說自己是個老宅男，當宰相的時候從來沒有私人宴請，家裡只招待貧賤時的老親戚，所以一直沒有準備奢華考究的酒具餐具，並不是買不起。
唐末五代時，宰相們經常收受各方藩鎮的賄賂，與藩鎮眉來眼去、不清不楚，而自從範質當了宰相，這種不正之風得到了有效遏制，前文提到吳越國曾送給趙普重金，被趙匡胤當場撞破，惹得趙匡胤非常不悅，趙普則嚇得瑟瑟發抖。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五代時的宰相大肆收受地方藩鎮的賄賂，這是藩鎮割據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範質死後，趙匡胤將他捧為宰相的榜樣，親口贊他“朕聞範質居地之外不殖資產，真宰相也！”
宰相不接受地方勢力的饋贈賄賂，也不透過搞副業斂財，這樣在制定國家政策時就不會受到外界勢力的干擾和腐蝕。時至今日，很多專家教授常爆出雷人語錄，不要簡單地以為他們是為了譁眾取寵博眼球，深扒一下他們的經濟往來賬單，揪出幕後的資本勢力，一切疑問就迎刃而解了，不信就看一看那些被房地產企業蓄養的所謂經濟學家吧，極力鼓吹歪理邪說，製造輿論帶節奏，干擾國家大政方針，為一己私利而置萬民於水火，誤國誤民。
962年，趙匡胤下詔，讓翰林學士、中央及地方官員各舉薦一名德才兼優的公務員，如果被舉薦之人日後犯法，舉薦人連坐；廣開言路，規定翰林學士及官員們五日一朝，“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冤濫，百姓疾苦”。
這兩條是柴榮用過的老套路，同樣是對文官集團強有力的管控措施。
不出所料，就在半年後，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就上了一道奏摺，說我聽說舉薦官員時存在收受賄賂的情況。
機會來了！
“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訴，加以重賞。”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讓有汙點的官員無處遁藏。一大批官員隨之落馬。
同年9月，趙匡胤下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及第考生與監考官以及同榜及第的考生，是官場倫理的重要一環，特別是發生黨爭之時。從趙匡胤開始，所有登第的考生全是天子門生，而不是“知貢舉”官員的門生，雖然只是稱呼上的小改變，卻極大消除了黨爭的土壤。
964年正月，趙匡胤下詔對國家公務員進行擴招，重開“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閒吏理達於教化”三科，這仍是柴榮改革的一環，趙匡胤沒有忘記。這些考試算是對傳統的明經科、進士科的補充，含金量相對較低，門檻兒也相對較低，對寒門子弟較為友好，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
在考生範圍中，趙匡胤明確指出要特別關照一下“落榜生”，千萬不要默守陳規埋沒人才，並且特意宣告這次考試不設門檻，在職公務員、平民百姓等皆可報考，擇優錄取。比如博州軍事判官穎贄同志就透過“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策試，榮升著作佐郎，從地方進入了中央。
讓原本考公上岸無望的人實現彎道超車，花式吸納進公務員隊伍，或者給予體制內的邊緣人士以更好的上升通道，通常情況下這些人都將成為體制的堅定擁護者，而他們也將稀釋公務員群體的舊有權利。
從宰相到基層公務員，文官集團遭遇到了從上至下的全面洗牌，在此過程中，權力悄無聲息地被皇帝抽走，皇權得到了鞏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