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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海濤的母親正在擦桌子，看到兒子這副態度，不禁數落起來：“海濤，不是媽說你，這事兒你確實做得不對。媽說不出大道理來，可媽是知道的，你鏟了人家的棉苗，就是你的不對，不能怪人家阿根。你想啊，人家一家老小的，也就靠著這三十畝棉花得來的錢過日子，你鏟了人家的棉苗，人家能不心痛嗎？做錯了事就得給人家認錯，就得給人家賠禮道歉，怎麼還能跟人家吵架呢！聽說還想動手打人家呢！”
鍾海濤的父親正在卷著莫合煙。這是農場人自己種植的一種菸葉，用二指寬，兩寸多長的煙紙捏上一小撮煙粒捲起來，用口水封住，點燃後便可以抽了。他把莫合煙紙封好點燃後猛地抽了一口，重重地咳嗽兩聲，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又猛吸一口後，把剩下的半截往身邊的方桌上重重地一放，莫合煙立即鬆散開了：“鏟了人家的棉苗，你還有理了？周武群都跟我說了，要不是蘭蘭去求情，我看你小子恐怕連工作都沒了。你以為有一份機務工作容易啊？好多年輕後生想上機車走後門都上不了呢。場裡就那幾臺機車，你不好好幹，別的後生在排隊等著哩！還有，你開輪式機車，要比開鏈式機車強多了。開鏈式機車整天灰頭灰臉的，不是開荒，就是半夜裡起來去犁地，你應該知道個好歹才是。你媽是家屬，全靠我一個人的工資把你們養活大，你妹妹還在上學，容易麼？……”
鍾海濤的父親鍾代明是一九五六年進疆的老職工，母親沒有工作。按照農場人的說法，職工的愛人沒參加工作的都叫家屬。鍾海濤的母親自然就在家屬之列了。鍾代明沒多少文化，人很本分，從來沒奢望子女們能做出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也沒奢望今後能謀個一官半職，他自己就以做好本職工作為天職。所以，他要求子女們能像自己一樣好好幹好自己的一份事情就行了。如今年齡已經漸漸大了，仍然承包一份定額為30畝的棉花地，讓老伴做個幫手，整天在地裡忙碌著。農場職工一到冬閒季節，也不會休息，整天要參加場裡組織的學習，這叫做冬季全員培訓。這是塔里木各農場多年養成的習慣了。中青年職工們還要參加軍事訓練，一般來說，長期堅持理論和生產知識的學習，職工們都具備了一定素質。鍾代明雖然沒什麼文化，也講不出一通大道理，但是非曲直他是分得很清的。
鍾海濤的心情本來就很煩躁，聽到一向不太愛說話的父親這會兒也在絮絮叨叨地在數落著自己，一氣之下跨出了家門。
方銳看見鍾海濤跨出家門，也連忙跟上去。
鍾海濤和方銳漫不經心地走著，迎面遇上了曾經擔任過五一農場工會主席，現已經離休在家的原五一農場副場長汪樹清老人。
原五一農場副場長汪樹清離休後，仍然和老伴陳淑芬住在三分場。他對鍾海濤和方銳這一代年輕人是寄予很大希望的。這位一九三九年參軍，曾經在三五九旅七一八團任過職的老軍人，看到鍾海濤、方銳等人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成功地舉辦了幾場文藝晚會，很是欽佩。他曾經擔任過五一農場工會主席，知道要舉辦一場文藝晚會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但鍾海濤和方銳等一幫年輕人在沒任何經驗沒任何人指導的情況下就成功舉辦了，這是農場許多青年人不容易辦到的。當他聽說鍾海濤在中耕時鏟了棉苗並和鄒阿根吵起來，還差點動了手，主管過五一農場機務工作的他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也準備到鍾海濤家裡去看看，正巧看到鍾海濤氣呼呼地走出家門，後面緊跟著方銳，便連忙叫住他：“海濤，你們要到哪去？”
鍾海濤十分尊重汪樹清老人。他從小就喜歡和方銳、劉蘭蘭、張欣、王海龍等人聽他講述三五九旅參加保衛延安、攻打瓦子街等戰役的故事，聽他講述參加南泥灣大生產的故事，聽他講述跟隨王震將軍挺進新疆開發戈壁荒灘建設新農場的故事……如果說他和方銳沒有遺傳基因卻都喜歡文學的話，汪樹清老人的故事就伴著他們成長，給他帶來了創作靈感，稱得上是他們的文學啟蒙老師了。
“老汪叔，我們沒什麼事，想到外面轉轉去！”
見老人跟了上來，鍾海濤放慢了腳步，漫不經心地回答。
“那你們就到我家去坐坐吧！”
鍾海濤沒有推辭，領著方銳一起來到他家裡。
這是一棟磚木結構的住房，從外表上看，和三分場職工住房沒什麼區別，只是比普通職工住房面積稍大一些。院子裡有一塊小菜地，是靠自來水澆種的，地裡的小青菜長得水靈靈的。汪樹清的老伴陳淑芬正在菜地裡拔草，看見鍾海濤、方銳來了，笑著點點頭，算是打招呼。看見老伴在不停地忙乎著，汪樹清連忙打招呼：“淑芬，快到屋子裡去休息一會兒吧！”
鍾海濤和方銳隨汪樹清老人走進房子裡，在桌子旁邊的一條凳子上坐下來。汪樹清看到鍾海濤胸前露出印有紅色“獎”字的白色背心，笑了笑說：“海濤，我也有一件獎品，這些年來一直沒捨得拿出來，今天拿出來給你們倆看看。”說完轉身從裡屋子裡拿出一個小木箱子放在桌子上，然後輕輕地開啟，再小心翼翼地揭開一層黃色的布面，一面紅旗呈現在他們眼前。汪樹清老人雙手輕輕地扶摸著已經褪了顏色的紅旗，深情地說：“海濤，我們剛到五一農場的時候，也開展勞動競賽，那時的勞動競賽如果獲勝了，連一條毛巾、一塊香皂的獎品都沒有，就是獎給一面大紅旗。”老人邊說邊無限深情地撫摸著那面已經退了色大紅旗，動情地說：“海濤，為了能得到這面大紅旗，我和我的夥伴們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接著，汪樹清老人向鍾海濤和方銳講述了一九五六年他帶領全班青年修渠時奪取這面獎旗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們剛進場的時候，就投入到修建五一農場總乾渠的大會戰。因為如果不及時修建大渠，不僅開墾出來的荒地沒法種植，就連人畜飲水都非常困難。當時的五一農場抽調出一千多名青壯年組成十個青年突擊隊，我那個時擔任第十突擊隊隊長。五一農場黨委為了完成艱鉅的修渠施工任務，開展了隊與隊、段與段之間的勞動競賽。競賽的內容共分為四個部分：一是要工效高，二是要質量好，三是要安全無事故，四是要提前完成任務。那時候的條件非常艱苦，冬天在托木爾峰山腳下的野外進行作業，寒冷的西北風吹在臉上，像刀割一樣難受。我和我的戰友們吃住都在戈壁灘上。有時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就在工地邊啃上幾口冰冷的窩窩頭，接著又繼續幹。在這樣的艱苦生活條件和惡劣的氣候環境下，幹部職工們的幹勁絲毫沒有減弱。那時我帶領第十隊的突擊隊員們為了奪取這面大獎旗，就把大家召集起來召開‘諸葛會’，請大家出主意，想辦法，怎樣才能提高修渠工效。大家的情緒都非常高漲。有的主張把工段分到每個人，有的主張延長勞動時問，也有的主張把隊員們分成兩班，一個班乾白班，一個班幹夜班。大家七嘴八舌爭論不休。我把大家的意見歸納後，最後拿出的辦法是：把精幹的突擊隊們組織起來晚上搬運鵝卵石到施工現場，白天專門施工。這一招果然靈，工效一下子提高了許多。那時候我比較年輕，不僅負責白天施工，晚上還帶領突擊隊員們挑石頭。有月光的晚上要好一些，沒有月光的晚上就難辦了，來回四五公里的路程，還要挑上五六十公斤重的石頭，沒有亮光是不行的，我就挑選出一些強壯的年輕人，晚上提著馬燈幹。當時的第五突擊隊看到我們的工效提高得很快，也學著我們幹。他們突擊隊裡有個叫錢運華的年輕人，別看他個頭不算高，力氣也很有限，可他挑的石頭總比別人要重，跑的趟數也比別人要多。那天晚上，由於夜黑，他的扁擔壓斷了，一塊大石頭從筐子裡掉下來，砸在他的腿上，鮮血直流，他就悄悄地坐在離路邊比較遠的一塊石頭上包紮一下。天氣太冷了，誰知他一坐下來，就再也沒能站起來。等到我們發現他時，他面前的一大攤血已經凝固成血冰塊了。我們修渠的全體突擊隊員們含淚將他葬在離大渠不遠的地方，讓他日夜看護著他曾為此付出生命的這條大幹渠。
由於晚上把石料備得很充足，第二天又加緊修渠，這年年底，我們終天完成了修建大渠的任務。一九五七年開春，邊疆第一條幹砌卵石渠道終於完工了，清清的天山雪水從新修的總乾渠裡流進了我們五一農場。
修渠大會戰結束後，雖然第五突擊隊的修渠任務和我們是同一天完成的，質量甚至還超越了我們，可由於出了安全事故，他們終歸沒能拿上這面大紅旗。我們第十突擊隊拿上這面大紅旗後，全體隊員們歡呼著、跳躍著，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後來，我就將這面大紅旗精心收藏起來，一起儲存到現在。有時候拿出來曬一曬，生怕它發黴了，蟲蛀了。”
汪樹清老人說到這裡，輕輕地撫摸著那面大紅旗，就像對待嬰兒一樣，生怕手重了會傷害了她那嬌嫩的面板似的，又慢慢地將它收起來，用黃布包好後，仍舊放回箱子裡。
鍾海濤和方銳已經明白老人講這個故事的用意了。望著汪樹清老人額頭上那像刀刻一樣的皺紋，鍾海濤動情地說：“老汪叔，我知道自己錯了，今後決不會再犯這樣的錯誤了。”
“海濤，知道錯了就好，能及時改正更好。每個人的工作都不能保證沒有一點失誤的，關鍵是怎麼對待失誤，這是工作態度問題。”汪樹清老人說完，小心地捧起小箱子走進臥室裡。
從汪樹清老人家裡出來，夜色已經降臨了。大漠敞開她那博大的胸懷，把她那最婀娜、最溫婉、最坦蕩的一面呈現出來。嫩綠的楊柳在清冷的天氣裡張揚著蓬蓬的希望，鵝黃的小草在寒風裡探著腦袋對未來充滿著憧憬。渺渺嫋嫋的炊煙，清清朗朗的蒼穹，巍巍的天山，皚皚的雪峰，把塔里木的田野渲染得如一幅山水畫。
鍾海濤把方銳送回去後，趕緊回到家中，草草地吃了晚飯，就急忙趕到中耕地號裡，堅持換下劉蘭蘭後，集中精力地進行中耕作業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已經到五月底了。按照五一農場黨委的安排，到五月下旬就要部署第一次棉花和糧食等農業生產田間管理大檢查了。事實上，農場人都知道，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就有了這個規定。各分場領導對棉花、水稻等作物的田間生產管理大檢查都是高度重視的。如果田管工作抓得好，拿上了先進單位，不僅可以得到一筆豐豐厚厚的獎金，而且還能風風光光地站在全場生產管理總結表彰大會的主席臺上滔滔不絕地介紹先進管理經驗，場領導還將親自授予“田管生產先進單位”的錦旗，真可謂是名利雙收的好事情。所以，各分場領導們都很認真地對待這項工作，田間生產管理工作抓得更緊了。
五一農場黨委常委、分管農業工作的副場長許長春這個時候比平時更忙了。這一階段他幾乎天天要往各分場跑，不僅要看哪個單位哪塊地號的棉花和糧食等作物長勢好，還要尋找一些有管理特色、田邊地角雜草除得十分乾淨的條田作為現場會的樣板，讓各分場領導都來觀摩學習。
這天上午，許長春來到三分場。場長劉天明正為迎接生產管理大檢查的事在地裡奔忙著；支部書記閆俊輝和副場長趙踴躍以及其他業務幹部也在掛鉤地裡監督著，三分場辦公室裡只有方銳一個人在。她是專職文教，許多工作是要在辦公室裡做的，所以，三分場黨支部讓她留守在辦公室裡。見許副場長來了，方銳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給他倒了一杯開水，然後開啟廣播，用純正的普通話喊起來：“請劉場長、閆書記聽到廣播後，回到辦公室一下，有領導找您，再廣播通知一遍，請劉場長、閆書記聽到廣播後，回到辦公室一下，有領導找您！”
架在房頂上的高音喇叭聲傳得很遠，足以讓三分場各地號人員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許長春看到三分場的領導們都不在辦公室，就來到辦公室門外，點燃上一支香菸，一邊抽著一邊來回走動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