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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朝的統治權是透過一系列為了達到政治、傳承等目的而進行的爭鬥取得的，體現了一種中世紀的王權藝術。
中世紀法蘭西王國的起源能夠追溯至843年的《凡爾登條約》。
查理大帝逝世後，其帝國一分為三，其中禿頭查理所獲得的西法蘭克王國成為日後法蘭西王國的雛形。
西法蘭克王國的卡洛林王朝在後期走向衰落。
987年，加洛林王朝末代國王離世。
西法蘭克王國的大貴族和高階僧侶們於桑利斯聚會。
推舉“法蘭西公爵”即大力士羅貝爾的後裔雨果・卡佩為君主，從而建立了卡佩王朝。
最初，“法蘭西”僅僅指代以巴黎為中心的法蘭西島地區。
隨著統治範圍的逐步擴大，“法蘭西王國”這一名稱直至12至13世紀才漸漸被廣泛運用。
卡佩王朝的建立，實際上意味著王權的式微。
原本王國的“公爵”“侯爵”“伯爵”等原本只是官職，在此時逐漸演變成世襲的貴族。
在中世紀，幾乎沒有人將自己稱為法國國王，也不存在穩定、固定不變且能夠被確切稱為法國的王國領土邊界。
西方國家都不得不應對這些問題：建立王權、維護統治以及王權傳承。
當統治者透過繼承、婚姻或征服獲取新土地，或者選定自身繼任者的時候。
他們都會努力使王室權威合法化，消除那些對遺產傳承產生影響的不確定因素。
在歐洲，中世紀的國王被認為絕不可能“理所當然”地繼承王位，需要一種機制來確保權力轉移不再表現為武力衝突。
在此過程中，宗教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比如，卡佩王朝的根基建立在一定程度的變革之上，致使加洛林王朝最終以非自然的方式終結。
因而，為了至少在象徵意義上重新融入卡洛林王朝的帝王傳承體系。
在腓力二世統治時期，他的神職人員找到了一種將國王后裔追溯至查理曼大帝血統譜系的方法。
在聖德尼修道院，於大約1122年至1151年在修道院長蘇傑的主持下編造了一個故事。
他們偽造了一份檔案並宣稱是813年查理曼大帝所寫的憲章。
在一個儀式上，一個皇家紋章被放置於修道院的祭壇之上，以便在戰鬥前接受聖人的庇佑。
在另一個儀式上，聖德尼的軍旗被類比為傳說中查理曼大帝的旗幟，被稱作軍旗或旗幟。
這種融合產生了法國的戰鬥口號“MontjoyeSaint-Denis”。
他們利用流行的《武功之歌》中的查理曼大帝形象。
在故事中，查理曼大帝同意將法國作為封地捐贈給聖德尼教堂，把他的王冠放置在神聖的殉道者祭壇上。
查理曼大帝用四個金幣來酬謝所有封臣的貢獻，並且宣稱“擁有從上帝和孤獨的聖德尼那裡獲得法國王國”。
最後，查理曼大帝請求離開，他說“我把法國留下了”。
後來，一本非官方的《法國國家編年史》，即《德蘭歷代志》，由聖德尼修道院的僧侶在1274年卡佩王朝統治期間開始編寫。
在書面記錄中，將永久的利益置於不間斷的法國國王連續世襲的神話之上，僧侶們藉助虛構的血統家譜來賦予權威。
作為體現上帝意志的行為，透過妻子的血統，將雨果・卡佩後代的血統與他們所崇拜的查理曼大帝聯絡起來。
雨果因透過選舉獲得王位而存在的王位“汙點”，藉助這個虛構故事得以剔除，從而回歸世襲君主制。
卡洛林王朝已然斷裂的家譜得以重新接續，產生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獨特的合法性。
這個傳說也因此被記載於卡佩王朝編年史中，君主制得以恢復，在神的指引下，奠定了聲名顯赫的卡佩王朝的根基。
這是又一個精心設計以鼓吹法國王室的例項，這堪稱一種中世紀的藝術。
“甜蜜的法蘭西”，這其實是個甜美又酸澀的詞彙。
它源於法蘭西的騎士精神和騎士文學。
先介紹下騎士的形成：
在早期侍從階段，羅馬帝國時代，凱撒・奧古斯丁周圍的隨身侍衛就有來自高盧的戰士，他們具備忠誠勇敢的品質，是後來騎士的優良基因之一。
之後，組成西歐封建社會早期軍事力量的人員較為混雜，很多是國王或貴族們身邊的侍從以及冒險家等。
當時的侍從們主要承擔軍事義務，他們跟隨領主作戰，以此來換取土地、財富和地位等，這便是騎士的早期形態。
進入封建騎士階段，諾曼征服時代，騎士的範圍逐漸明確，專指那些持有小塊土地的附屬戰鬥人員，他們成為西歐封建采邑制度下最低一級的貴族。
這些封建騎士各自擁有一塊土地，但必須為領主服兵役，每年需有一定時間進入領主的采邑，自帶裝備為領主服務。
不過，此時的封建騎士仍保留著許多野蠻和殘忍的習性，經常為非作歹，對社會的穩定和道德規範造成了一定衝擊。
到了基督教化階段，11世紀，隨著基督教的興盛以及外部戰爭的影響，特別是穆斯林對西方土地的蠶食與掠奪，引發了西方基督徒的恐慌。
在此背景下，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蘭西南部的克萊蒙舉行主教會議，發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總動員，並要求出身高貴的人在達到12週歲時，應在當地主教面前莊嚴宣誓，要盡力保護被壓迫者、寡婦和孤兒，尊重出身高貴的婦人等。
自此，一種全新的基督教騎士制度如同一朵聖潔的白蓮，在歷史的淤泥中綻放。
教會如同一位嚴厲而慈愛的母親，為騎士們制定了一系列細緻入微的道德規範準則。
騎士們在宗教的洗禮下，逐漸褪去人性中的黑暗與醜惡，將精湛的軍事技能、無畏的勇氣與神聖的宗教信仰、崇高的道德理想完美融合。
他們的心中，既有對上帝的敬畏，又有對正義的執著；既有戰場上的勇猛無畏，又有對弱者的憐憫與保護。
一套系統而完善的騎士精神和行為準則就此確立，騎士制度也正式宣告形成，成為中世紀法蘭西獨特而迷人的文化符號。
騎士精神作為一個複雜的文化建構，出現在12世紀晚期，是針對騎士們發展出來的一種優雅的道德規範。
沒有人能精確定位“騎士精神”這個詞的起源，騎士精神影響了12-15世紀之間的軍事文化和社會生活。
是什麼讓騎士精神的產生成為必要？
騎士精神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規範戰士的行為。
騎士的最高美德是英勇，英勇兼具使用武器的專業技術和勇敢的精神，具體體現了軍事準備的觀念。
但人們發現戰士們天性任性、貪婪、過於獨立，使他們成為百姓的欺壓者而不是保護者。
為此，當時的人們設計出了騎士精神，認為服務於王公們的騎士首先應該是服侍上帝的。
對道德家們而言，為了整個社會，理想的騎士精神應該是在戰士階級灌輸基督教的美德。
而人們幾乎毫無爭議地認為騎士精神源於文學，而文學是騎士精神的載體，將其傳播開來。
文學與現實、小說與歷史之間的相互影響，是複雜的騎士精神現象中一個非常有趣的方面。
毫不誇張地說，生活有時模仿藝術。這種故事的型別大多數是描寫一個年輕人遵照騎士的信條，騎馬去冒險，來證明他在軍隊的價值。
騎士文學構成了侍從騎士在訓練期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就像聽《聖經》故事能激發中世紀僧侶們的基督美德一樣，這些小說能鼓勵這些侍從騎士以古代的英雄為榜樣，做出偉大的事蹟——亞瑟和羅蘭的豐功偉績被反覆灌輸給年輕的戰士們，用來塑造騎士的理想形象。
對於那些銳意進取的騎士們，他們學習騎士的專業技能，並鍛鍊堅強的體格，以努力學會騎士時代所需要的一切。
他們因此獲得榮譽、讚頌和名聲。
更重要的是，就像在《威廉・馬歇爾的故事》中所展示出來的12世紀真實生活一樣，不管這些騎士出身於什麼階層，他們取得的功績與這些榮譽都聯絡在一起。
亞瑟王的“圓桌”標誌著具有相似美德的騎士之間的平等地位。
此外，神話中關於騎士的起源過分誇大了騎士的內在品質優勢。
儘管如此，由於這樣做能吸引眼球，因而使騎士們擔負起更沉重的社會責任。
這些想要像“其他學科”一樣教授騎士精神的書，不僅包括《武功之歌》和羅曼史，還包括人物傳記和騎士精神的手冊。
它們圍繞著可以團結起來騎士們的力量，以純正的血統和身份的認同構建了騎士秩序，並且嚴肅地強調騎士的雙重責任：作為上帝的僕人和服務社群的義務。
在13世紀完成的《騎士秩序之書》中，加泰羅尼亞的作者雷蒙・魯爾令人驚奇地以亞瑟王文學中一段極為複雜的文字為依據，用來描述騎士精神的起源。
這段文字來自湖泊女士的一篇散文《雷姆斯洛特》。
據說，很久以前，普通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共同的父親和母親的後代”，他們自願放棄他們與生俱來的平等權利。
他們經過評判選舉那些力量、忠誠、勇氣優於眾人的人，來構成一個地位在他們之上的階層以換取保護。
作為高等級地位的交換條件，騎士必須承擔責任。
即便他們會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們必須鍛鍊每一種美德。
這種責任不僅體現在戰場上，而且體現在大到整個社會的範圍內。
這個神話的意義就在於它的本質明顯是社會契約。
該契約起源於人民的意志。
騎士精神的信條建立起來的騎士稱謂只是一種社會職能，而不是單純的個人冒險。
透過這種方式，信守諾言的制約從傳奇故事中的圓桌擴充套件到了整個中世紀社會。
但文學至多能夠提供一個有缺陷的模型。
只有在文學中，人們才能如此奢侈地偏愛一個悲劇英雄而不是一個能幹的傢伙。
以《羅蘭之歌》為例，它永恆的主題不是奧利弗的智慧和隨機應變，而是羅蘭徒勞的勇氣。
這樣的勇氣直接導致他的死亡，也使查理曼大帝失去了他最高貴的戰士。
接下來，讓我們以《羅蘭之歌》中的一節選片段，為對法蘭西和法蘭西騎士的認知之旅畫上句號。
那往昔的種種，恰似魯特琴奏響的悠揚音符，在塞納河畔的上空久久飄蕩，縈繞於那浪漫與犧牲相互交織的法蘭西大地之上。
《號角》
“羅蘭兄弟，吹響你的象牙號角；
查理聽到，他會派人回來；
國王將率官兵救我們脫險。”
羅蘭答道：“但願我的祖先；
不會因我而遭人指責，願可愛的法蘭西不會蒙受恥辱；
我將用杜朗達爾猛刺敵人，我的好劍就係在我的腰間；
你會看到它將沾滿汙血。
異教徒來此隘口是自取滅亡，我敢說，他們都將死路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