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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沒有封口，她直接將信抽了出來，一開啟，發現一摞厚厚的A4紙中夾雜一個黃色布袋，巴掌大小，布袋正面印著一串扭扭捏捏的文字，“बोधिचित्तपृथ्वीजस्तैहो,यसलेसबैसंसारलाईकायमराख्नसक्छ”，她見過，尼泊爾文，可並不認識。翻過來反面印著“菩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她想這應該就是中文翻譯，拉開袋口，竟是一串尼泊爾小鳳眼菩提，眼形方正，淺褐色，直徑大約1cm，紋路淺，皮質細膩。
“這東西可不簡單，我家那串大小都到了1.5，趙衡一個小小的鎮黨委書記，如何搞到？夾雜在這裡面，莫非是？”劉丹心中嘀咕，開啟信紙，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蛛絲馬跡。
展開沒料到卻是一份紅標頭檔案，內容是《1999年年3月春風鎮關於上訪戶摸底排查情況的報告》：
1999年3月春風鎮關於上訪戶摸底排查情況的報告
縣委、縣政府：
根據《來回縣關於全面做好1999年上訪戶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相求要求，我鎮立即開展摸底工作，排查全鎮戶籍人口21.3萬人（其中常住人口10.1萬人，外出務工人口11.2萬人），流動人口982人（在鎮轄區內租住，戶籍在外地的人口和1-3月流竄到本鎮的乞丐、精神病人等），共排查出上訪戶35戶，上訪人38人，其中35人上訪至縣信訪局（縣信訪局有存檔），2人上訪至市信訪局，3人上訪至省及中辦國辦信訪局，根據上訪戶劃分標準，現將5人列為重點關注物件，具體情況如下：
一、頑固上訪人員宋氏三兄弟相關情況
宋氏三兄弟，來回縣春風鎮穀雨鄉人，父親宋來，母親袁梅，均已過世。
長兄宋去，小學文化，年齡51歲，1948年2月6日出生，身份證號：XXX，未婚，無業，無長期固定居所，30歲犯故意殺人罪，根據1962年刑法草案第27稿“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相關規定，被判無期徒刑，後在獄中表現良好。3年後因舉報獄友隱瞞的其他罪行，立功減為有期徒刑13年，實際執行刑期16年，於1994年1月21日出獄。
獄中服刑期間，給縣法院、縣檢察院、縣紀委等多個部門連續寫信，申述自己冤枉，堅稱沒有殺人，法院故意製造冤假錯案，為某些有背景的人洗白。出獄後，經村上幹部核實反饋，回了一趟村裡，左眼失明，右腿殘疾，跪在被洪水沖塌的房子前大哭一場。之後向村民打聽了父母埋的地方，在墳前燒完紙、磕完頭，在那裡靜坐一夜，第二天一早離村，便不知去向。
直到1995年6月12日來回鎮接到縣委、縣政府電話，要求陪同信訪、公安的同志去北京，才知道是去接宋去。見面時宋去頭髮蓬鬆、衣不蔽體、骨瘦如柴、饔飧不繼，在距離最高法大門幾百米的位置沿街乞討。
我們將其帶至賓館，進行詢問，得知離村後，他先後去過成都、西安、鄭州、石家莊等地，在成都為了養活自己，面試過餐廳勤雜工、工地安全員、超市收銀員、公共汽車檢票員等工作，後因性格孤僻、不愛與人說話，被同事排擠離職。或者因罪犯的身份被人發現，不得已離職，他將攢來的錢全部用於購買車票和印製上訪材料，溫飽不濟。
他購買的車票均為短程票，到達新地方後，再想辦法賺錢，基於成都遇到的情況，從西安開始，他沒有再去找工作，而是用僅有的一塊三毛錢，買了一個碗，開始沿街乞討，一路討飯討到了北京。
據他交代，他先後四次在省高院、省檢察院的門前跪著喊冤，要麼被保安驅趕、要麼被警察驅趕，直到第四次，保安問他要聯絡方式，他說自己沒電話，保安說，沒電話可不行，將來萬一案子受理了，怎麼聯絡你，於是他拿著捉襟見肘的錢買了一部小靈通和一張電話卡，登記了臨時住址及電話資訊。
登記資訊後，他便在省城等待結果，結果等來的是一大堆警察，那天恰巧他出去了，回來時看到了幾輛警車在門口，於是他轉身就去了火車站購買了到西安的車票，之後便是一路乞討、一路北上，到達北京。
北京期間，他每天蹲守在最高院門口，觀察哪個領匯出來陪同的人多，就衝過去喊冤，直到我們找到他，當時他反問我們怎麼找到他的。我們告訴他，“你都親口承認殺人的事實，案卷上都記載的清清楚楚，上訪是沒有意義的”他說：“他們這樣整我，連打帶罵，不讓睡覺，誰能受得了呀？我頂不住了，只好承認殺了人。”
1995年6月21日，我們將宋去接回了村中，為他修了簡易的可供一人使用的木板房，並辦理了低保，但他仍不安分呆在村上，時不時出去流浪，隔三岔五傳回他又去上訪的訊息。
以下是宋去案件基本情況：
1978年2月1日清晨，夏荷鎮錦江河邊發現一具女屍，該鎮位於春風鎮下游，女屍被肢解成6塊，隨後來回縣成立“2.1特大殺人碎屍案”專案組。上級公安機關要求限期破案，在對失蹤人員的排查中，警方發現曾在縣城“福源旅社”做過服務員的楊一諾離奇失蹤，隨後被警方認定為被害人。
警方根據肢解屍體的手法比較專業這一特徵，將疑兇的調查範圍集中在醫生和屠夫兩類人身上。經過對楊一諾社會關係調查發現，宋去為其男友，18歲後跟隨父親殺豬，多次對楊一諾進行過毆打。
旅館老闆反應，楊一諾出事前，宋去發現了楊一諾與另一男人在旅館開房，並被捉姦在床，宋去當即與男人打了一架，楊一諾也提出了分手，宋去揚言要殺二人全家。
後楊一諾被老闆開除。據楊一諾父母回憶，當年的1月11日，閨女回到村裡，說請了一段時間假回來休息。1月13日宋來到家裡找閨女，具體什麼事兒不清楚，但聽見宋去罵閨女，閨女也罵宋去，之後宋去悻悻離去。
後面宋去又來了幾次，但閨女再也沒見他。1月26日，閨女說出去找閨蜜楊燕玩幾天，順道去看看新工作，我們問她是不是工作不開心，想換新的，她說“是的，我準備看看新工作”，我們囑咐她注意安全，過了幾天警察就找上門了，我們才知道她出事兒了。
之後，警方詢問了楊一諾的閨蜜楊燕，楊燕證實楊一諾確實來找過她，楊一諾對她說，“我來找你躲躲，現在很害怕宋去來騷擾她”但沒跟我說跟宋去具體怎麼回事兒，我陪她去成都耍了3天，1月29日回到縣城。1月30日，宋去來到我這裡跪著求複合，他之前來過這裡，知道地址，楊一諾對他說出去說，我不想在閨蜜面前聊我們之間的事兒，於是他們倆就出去了，當晚沒有回來，我還以為他們合好了，在外面過夜，直到你們來找我。
另一方面，警方對與楊一諾開房的男人進行了調查，發現旅館登記薄上記載是假身份證、假名字。該男人被打之後，騎了一輛摩托朝出城的方向駛去。後宋去反饋，他對男人長相記得不清，據他交代，當時只知道要乾死對方，別的沒注意，男人被打的一路小跑出了旅館，騎上摩托車就跑了。
警方分析，一，該男人雖說身份不明，但未有直接證據表明，男人離開後與楊一諾有交集，作案可能性不大。二，宋去作為屠夫，刀工一流，且案發前與楊一諾在一起的只有宋去，符合作案特徵。三，女屍肢解的脖頸處有被掐過的痕跡，雖然已經模糊，透過技術手段，已經認定這是宋去留下來的指紋。四，在女屍的YD裡提取了男性JY，證實屬於宋去。
警方最終決定與1978年2月28日對宋去進行逮捕。經審訊宋去承認了全部的犯罪事實，法院依法判處無期徒刑。
二弟宋自，小學文化，年齡45歲，1954年3月1日出生，身份證號：XXX，離異，與前妻羅娟育有一女，女兒宋福英，北京大學大四學生，據瞭解，該生從小學到高中，成績均名列班上第一，性格安靜、自制力強、生活規律、不喜交流，是宋自多年的精神寄託。
“羅娟？”讀到這裡，劉丹遲疑了一下。
前妻羅娟，小學文化，年齡45歲，1954年3月11日出生，身份證號：XXX，系宋自小學同學，同學期間互有好感，17歲，進入來陽市豆粉廠工作，同年，宋自進入該廠，期間二人聯絡頻繁，三年後，登記結婚，1975年宋福英出生。
1977年，知青回城浪潮逐漸興起，來陽市豆粉廠調來新廠長，各個班組陸續接納回城知青，23歲的羅娟結識了大她兩歲的廠長褚建，其英俊的外表、深厚的學識、殷實的家庭深深吸引了她，在羅娟的追求下，開始了長達2年的地下戀情，1979年4月羅娟與宋自離婚，孩子歸宋自撫養。
離婚後，宋自生活壓力倍增，為了維持開銷，豆粉廠下班後，又從事人力三輪車工作，穿梭在來陽市大街小巷。1979年8月，宋自在對過濾後的豆漿進行調味時，誤將硼砂作為白糖加入，被質檢環節的質檢員檢出，倒查源頭，發現宋自誤操作，褚建以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為由將其開除。
宋自不服，連續二十多次找褚建討要說法，去工廠去他家，去他常去的飯館堵他，申述自己工作認真細緻，每天上班都會仔細檢查新增劑，可以吃的均會用嘴嘗一嘗，堅稱當時的原料沒問題，自己一定是被人陷害了。
褚建報了警，說宋自尋釁滋事，嚴重干擾他正常生活，擾亂豆粉廠的生產秩序，很快檢察院以尋釁滋事罪提起訴訟，法院依據1979年《刑法》第160條規定：“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破壞公共秩序，情節惡劣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依法判處宋自拘役30日。
拘役結束，宋自繼續幹人力三輪車工作，兼職擠奶工、修鞋匠，宋福英交給父親宋來照看，半年後，宋來去世，老家再沒有老人了。
宋自將孩子接回來陽市，與自己生活在一起，之後，牛奶廠發現宋自受過公安機關打擊處理，將其辭退。
三輪車司機群體，聽說了這件事，他以前空閒時打牌的一幫人躲的遠遠的，從此，宋自獨自蹬三輪、修鞋。
他說，儘管做著最底層的工作，還經常受到“五講四美三熱愛辦公室”相關人員的排擠，沒收過很多次自己吃飯的傢伙。
為了給宋福英一個正常的學習環境，自己被迫從來陽市回到了老家來回縣，在縣城租房，幹老本行供女兒上學。
好在女兒爭氣，一直受到學校老師的喜歡和器重，我怕罪犯的身份影響她學習，幸運的是遇到了好校長、好老師，他們不斷向教育部門保證，一定為縣裡培養一個北大出來，縣裡面領導聽說了這個事兒，很高興，來回縣多少年沒出一個北大清華了，這是大好事兒，就給了孩子機會。
那以後，我沒再給上級寫信或上訪，怕耽誤孩子，直到高考被錄取後，這才重新踏上上訪之路，不求別的，我一生清清白白，只想把身上罪犯的帽子摘掉，讓自己的女兒能夠抬得起頭做人，這些年苦了她了。
以上是宋自的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