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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京師大學堂期間，學生的膏火、飯食免費，但是紙筆、中外圖書及一切生活服務等費，還是需要自己籌措。
仕學館還好，畢竟都是有官身，根本不愁銀子。
但師範生有不少一介窮儒，壓根無以謀生計，許多又成了家，離家千里，求學長達四年，因此難免有內顧之憂。
不過京師大學堂規格如此之高，地方政府肯定也捨得對學生提供資助。為了讓學生安心學習，部分省府就會給本地在京師大學堂學習的師範生津貼。
津貼錢數各省不一，比如湖北省給每名師範生每月二十兩銀子，包括安家銀十二兩，在京費用銀八兩。
廣東給的最多，每個月直接25兩。
這種資助真心非常高了，一年240兩到300兩銀子，放在清末絕對是力度非常非常大的補貼。
畢竟一個閒散滿清宗室一個月不過三四兩銀子。
至於京師大學堂的科目設定，其實和現代也沒有太大區別，畢竟是學習的日本。此時的日本在教育方面已經和歐美接軌，大大領先於清朝。
仕學館和師範館的課程設定和難度有所不同，大體上有算學、博物、物理、化學、經學、外國文、地理、史學、心理學、法律學、圖畫、體操等課。
李諭其實基本都瞭解，唯獨可能就是上上經學、教育學，然後圖畫也會上一上，當然很多時候是自顧自在練習素描。素描其實蠻有用的，李諭以前就想學，現在終於是有了時間。
大學堂裡有位外國教習對他印象頗為深刻，就是來自日本的心理學正教習服部宇之吉。
服部宇之吉並不是京師大學堂主動聘請，而是日本方面推薦。
早在四年前戊戌變法剛剛設立京師大學堂時，日本就得到了訊息。如今再次正式開學，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認為：“日本必須抓住這個時機，絕不能讓歐美等國插手清政府的教育事業。”
於是日本外務大臣聯合日本駐華公使一同說服榮祿與奕劻，從日本聘任教習。
服部宇之吉就是因此來華。
他的妻子叫做服部繁子，也挺出名，對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非常上心，同時她與秋瑾也是閨中好友。
服部宇之吉當然知道李諭的大名，所以在課下找到過李諭交流。
“李諭先生，您認為京師大學堂之學術成就可以趕超西方嗎？”服部宇之吉直接發問，李諭畢竟不是普通學生，沒必要搞那些彎彎繞。
李諭說：“服部教習的說法太超前了，現在大學堂草創初期，談這些為時尚早。而且您應該瞭解，學術成就的高低有時候並不單單取決於一所學校水平的高低。”
服部宇之吉說：“你的意思是取決於學生水平的高低？是指你自己嗎？”
李諭笑道：“您誤會我的意思了。您可以理解為我也是學校的一份子，所以我當然並不是提及自己。我是說國力的強弱與學術成就的高低往往也是正相關。”
“好一個正相關！從這三個字就看出來你不僅數學水平高，眼見也不凡。”服部宇之吉繼續說，“說點眼下的，你對我的《心理學》一課有什麼建議？”
李諭說：“服部教習的教學水平自然不用多說，但是許多同學根本看不太懂日語教材，一邊翻譯一邊學習，實在是太慢。實話說，這個時候我幾乎已經快看完全部章節。”
李諭日語不錯，這一點服部宇之吉是知道的，但大部學員雖然看日語教材有時候能猜出幾分意思，但涉及一些專業詞彙的時候，還是完全蒙圈。
所以現在京師大學堂的外籍教師上課時往往還要專門兼做翻譯，效率很低。
服部宇之吉點點頭：“你的建議非常中肯，我的確應該在學習中文的同時也編撰一套中文心理學講義。”
好在他真的說到做到，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學講義至今還留存於世。
而且服部宇之吉對於京師大學堂的早期建設還是挺上心的，一到任便天天出勤，幫忙制定了師範館和仕學館的學科課程和規章制度，又為教室和宿舍做準備，協助購買機械、標本和圖書，一同籌劃師範館的入學考試手續等等。
李諭說：“服部教習的中文在教職中已經算是優秀。”
服部宇之吉作為一個日本人還是很謙虛的：“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語言同樣博大精深，我不過是從小有所涉及。說到這個，我認為正是中日一衣帶水的關係，所以我們日本人應該做清廷的領路人，有義務做好清廷的教育工作，力保中華之文化不斷。”
服部宇之吉的思想和他同時期的日本東洋史大學者內藤湖南很像。
內藤湖南的觀點就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曾經屬於漢唐，但現在已經轉移到了日本。因此日本要負擔起東亞文化圈的領導地位，帶領中國、朝鮮。
正是後來日本所謂“*****圈”的源頭。
李諭當然知道這些，他面無表情說：“中國之文化當然不會斷，即便歷經各種陰謀陽謀亦是如此。”
服部宇之吉並沒有聽出李諭話語中的意思：“我們日本現在做的，就是要讓清廷知道，我們日本與清國有著相似的文化，我們與西洋並不相同，只有我們日本才能在情感上真正與清國站在一起。”
李諭心想：是啊，你們日本確實和西洋“並不相同”，下起手來可比歐洲列強惡毒多了。
服部宇之吉赴任之時的日本對華政策是：“著眼於東亞全域性，應以日本人的精神改造中國人的精神，打壓排滿興漢的勢力、維持清政府的統治。助其教育改革一臂之力，牢牢掌握中國教育的最高實權，以此促進日本國運的發展。”
作為一名由外務省和文部省共同派出的赴華教習，服部宇之吉自然深諳此政策之深意。
所以，他曾一直計劃讓清廷更多的招聘日本教習，力圖使更多的日本教習在清朝教育系統佔重要的一席之地。
甚至在發展中國女子教育事業時，他還不斷強調日本傳統的思想比西方思想更適合，應該成為日本女人那樣的賢妻良母，也是為了在思想和精神上讓中國與日本保持一致。
歐美等國其實也看出了日本的想法，丁韙良就曾經說：“以京師大學堂的服部博士為首的、其他大學堂和學堂的日本教習們，並不僅僅是來教學，而是奉日本政府之命來到北京。其行動要通知日本，要聽從公使館的吩咐，他們意在培養日本在華勢力，不可小覷。”
不過在當時的清廷高層看來，他們真的覺得只能學習日本。
服部宇之吉以及他後續招攬的一些日本教習一直時刻保持著良好的形象。但很多時候也是做給榮慶這種清廷高層看，以便繼續取得清廷的信賴。
1906年，他甚至直接給日本政府發文章建議：“不僅要依靠外交手段和政策的方式引導中國人親日，也應從社交方面著手，讓中國人認識到，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感情與歐美人對中國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如此更有利於扶植日本在華的勢力”。
總之日本可以說是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從思想文化上和軍事上雙重侵略中國。
軟的不行來硬的，硬的不行了繼續來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