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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確定用經濟手段給日本內戰再上一道保險用以加強對戰爭程序和烈度進行控制的高務實沒有料到，經濟變化同樣也在大明內部成為接下來一段時間政治變化的根源。
其實，高務實做了這麼多年改革，其中很多方面都涉及經濟，但直到如今才引動政治變化，這本身就已經很離譜了。可以這樣假設：如果現在的歐洲各國如大明這般，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裡出現如此程度的經濟變化，沒準國王的腦袋都可能搬個家。
這不是誇張，也不是隨意比較，因為按照原歷史的發展來看，再過幾十年英格蘭就會因為底層經濟邏輯的變化，將一個重要歷史人物推上舞臺中央，這個人叫克倫威爾。
大明的經濟底層邏輯暫時還沒有顛覆性的變化，經濟主體依舊是“自耕農+地主與佃戶”組成的小農經濟模式。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是大明暫時不會出現“護國公(克倫威爾)”的兩大原因之一，而另一大原因則在於中國並非歐洲式的封建君主制，而是中國特色式的中央集權制帝國。
馬導師提出過“五種所有制”，恩導師完善歸納為“五種社會形態說”，將社會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即“原始氏族社會、古代奴隸制社會、中世紀農奴制社會、近代僱傭勞動制(資本主義)社會、未來的GC主義社會。”
“未來”離此時高務實所處的時代還太過遙遠，暫且可以不提。但基本可以認定，當前這個時代可以看做從中世紀農奴制社會到錦緞僱傭勞動制社會的變革早期。
然而這裡有個極大的問題，那就是無論馬導師還是恩導師，他們所說的情況實際上都是以歐洲為基礎的，強行套用到此時的中國則明顯有誤差，並且誤差還很大——中國早就不用農奴制了啊！(這裡省略幾萬字，有興趣的朋友自己找資料研究，都是公開的，也不涉政。)
後世很多學者研究為什麼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在歐洲興起，而中國頂多只是“資產階級萌芽”就沒了下文。不能說這些研究不重要，但高務實一直認為他們把事情搞得太複雜了，其實根本道理反而挺簡單，就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經濟層面，在於中國代表了農業社會發展的巔峰；另一方面是政治層面，中國代表了中央集權制帝國組織形式的巔峰。
前者意味著，代表農業社會經濟的地主階級在力量上遠強於代表商業社會經濟的資產階級；後者意味著，代表帝國舊有制度利益的統治階級在力量上遠強於代表新興制度利益的資產階級。
說到這兒，道理就明擺著了。
歐洲能在中國之前爆發資產階級革命，並不是因為歐洲有多先進，反而是因為歐洲在農業社會時代發展不夠先進，於是就導致“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團”過於弱勢，居然無法剿滅新興的資產階級，這才導致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把社會推進到資產階級時代。
相反，中國這邊的“封建君主及其利益集團”發展程度遠高於歐洲同行，實力不能說是強大，簡直是過於強大，以至於無論在經濟層面還是在政治層面，其實力都可以輕鬆吊打所謂的資產階級——也就是“僱傭勞動制”利益集團。
力量對比過於懸殊，你資產階級革命怎麼可能成功？可不就是伸手斬手，冒頭砍頭麼？
你以為在大明朝就沒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事情發生嗎？不，有的，只不過剛剛冒頭就被解決了。
舉個例子，原歷史上的現成案例：“萬曆二十九年(1601)六月，其年水災，絲價甚昂，而‘蘇(蘇州)民素無積聚，多以絲織為業，東北半城大約機戶所居’，織造太監孫隆掌稅事，而其參隨黃建節等，擅加徵稅，甚至及於織戶小民，‘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並趁機要機匠按匹納稅後才可發賣，以致‘百物騰貴，民不堪命。又機戶牙行，廣派稅額，相率改業，傭工無所趁食’。
蘇州機戶與工人忍無可忍，先有傭工徐元、顧元、錢大、陸滿等聚眾二千餘人，推選崑山機匠葛成為首領。隔二日，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為首，率數十人入玄妙觀約定行動，葛成以芭蕉扇為號指揮，發誓‘不取一錢’、‘不夾寸刀，不掠一物，預告鄉里防其延燒’。自葑門起，於滅渡橋捶斃稅官黃建節，午間又擊斃徐怡春，接著分別往閶、胥二門外，凡是稅官在地方者，盡遭民眾毆殺。之後又前往投靠稅監的鄉紳與富戶家，‘毀其室廬、器物，或斃其戚屬’，或各執火炬燒打。”
上述即為魏斐德(FredericEvansWakemanJr.)、森正夫、趙鼎新等多位史家、學者所重點探究的“織佣之變”。而對於臺灣所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巫仁恕來說，這次發生在江蘇蘇州府的城市群眾集體行動，僅是他蒐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間眾多“城市民變”案例中的一個。
事實上，這樣的“民變”例子多了去了。如1484年，成化十九年，蘇州府城反宦官索賄；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變抗議裁餉；1575年，萬曆三年，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城反徵稅；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江西九江府彭澤縣城搶糧暴動；1796年，乾隆嘉慶間，江西饒州府浮樑縣景德鎮官匠罷工要價……
以上種種也只是客觀案例中的極少數，而這些案例在高務實看來，實際上都具備一定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然而結果呢？無一成事，都是轉頭就被鎮壓了。
什麼叫力量懸殊，這就是力量懸殊。像英國那種資產階級組織軍隊打贏國王軍隊，然後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的情況，在中國這邊連夢都不必去做——你“僱傭勞動制”的利益集團攏共才多少人，知不知道帝國的根基“自耕農+地主佃戶”利益集團有多少人？
前者頂多百萬，大機率還到不了這個數，而後者則是以億計。高務實為什麼一直以來都只是引導更多人參與工商業，尤其著力引導大貴族、大地主階級的代表們參與工商業，就是因為他知道所謂“資產階級萌芽”在中國真的只是個“萌芽”——站在他們對立面的是個百丈巨人。
只有把這些大貴族引向“商業新興貴族”、把大地主財閥引向“商業財閥”，壯大了“僱傭勞動制”的基本盤，然後才有可能推動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當然不革命是最好，畢竟革命總歸要流血。不過高務實對此信心不大，他估計最後還是會有革命，只是他自己大概活不到那個時候罷了。
總之，中國沒有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不是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萌芽”出現得遲，而是因為中國的舊有制度、舊有利益集團過於強大，那個“萌芽”就算發展再快，他們的相對力量也依舊不夠看。
總結來說，歐洲先行一步的本質其實是“船小好調頭”，而農業時代的中國作為一艘超級鉅艦，它要調頭那可太不容易了。
不過在本位面中，經過高務實的不懈努力，“調頭”的第一個跡象終於出現。儘管這件事乍一看並不太妙——是由高務實被彈劾為起點的。
彈劾的發起者是“巡視海道管寧紹等處兵備參政”，一般簡稱“寧紹兵備”，屬浙江巡撫下屬。此人名叫李叔元，字端和，號鹿巢，福建晉江人，萬曆二十年壬辰科二甲第五十五名進士出身。
他彈劾高務實的罪名共有八條，分別是：結黨、徇私、媚上、瀆職、暴虐、引戰、養寇、通外。
如果他的說法成立，甚至只需要有一條最輕的罪名成立，高務實就至少配得上一個“冠帶閒住”——保留級別但罷免職務。但凡有兩條成立，高務實就該直接被罷黜了。
此時此刻，高務實正在文淵閣的內閣值房之中津津有味地讀著這道彈劾自己的奏疏，看看自己的八條罪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其一，結黨。這一條很簡單，高務實也能猜到——你是世人皆知的實學派黨魁，我彈劾你結黨那還能錯？天經地義好吧！
不過高務實對這一條並不在乎，實際上從皇帝到普通官員也都不會在意這一條，因為法不責眾——但凡有朝廷這玩意兒在，黨爭這種事就壓根免不了。你都黨爭了，那首先得有個黨啊！管你是推崇實學的、信奉心學的，還是隻認經典理學的，作為大明官員，你總歸有個自己的政治見地，但凡有了，那就有了“黨”。
至於說他高務實“結黨”，主要是因為他這個“黨魁”身份。不過這也無所謂，所謂“黨魁”，這玩意兒又不是個實際職務，只是大家根據個人威望、人脈強弱等條件自行認定的，一切都在各人心中，壓根不會有實際證據。
結黨這一條罪名之所以擺在第一位，那就和衍聖公必須姓孔一樣，屬於政治正確，實際意義見仁見智。
越過這一條，下一條罪名是徇私。這一條高務實還是比較感興趣的，因為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他高某人雖然不敢說大公無私，但似乎也沒幹過什麼明目張膽的“徇私”勾當才對吧？
然而，李兵備卻明確彈劾了，其中舉了幾個例子：開海之後這麼多年，沿海數個著名私港個個都是高務實的產業，這難道不是高務實倚仗權勢，為自己謀取私利？
俺答封貢前後，高務實成立京華商社，現如今把持邊境馬市貿易量超過一半，甚至又在平定西北之亂後建立了京華自己的馬場，如今佔據大明國內馬匹貿易七成左右，難道不是徇私？
遼南鹽場原本是遼東都司下轄產業，高務實在任金復海蓋兵備道時透過改革，把遼南鹽場變成了高傢俬人鹽場，這難道不是徇私？
他甚至還提到了一些高務實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情況，讓高務實頗為意外。比如他說，京華基建最近幾年在全國各地富裕府縣推行“城市下水道改造”，透過“仗勢威逼”、“利益收買”等方式“說服”地方官員，讓他們同意京華基建在城中開挖修建“新式下水道工程”。
為什麼要推行這些工程呢？李兵備說了，這不過是京華基建要推銷他們的新產品“承插式水泥管”，而這項生意因為可以全國鋪開，所涉及的資金將會是海量的——也就是說利潤將是海量的。
顯然，這也被歸咎為高務實“徇私”，你家的生意嘛！這樣全國到處修城市下水道，而所需的主要產品“承插式水泥管”又只有你家的京華基建能夠提供，這要不是你指使的，難道還能是我指使的？
天可憐見，高務實真是今天看到彈章才知道有這回事。“承插式水泥管”這個產品高務實是知道的，其用處是建設城市下水道高務實也是知道的，但高務實此前所瞭解的情況卻和大明國內沒什麼關係。
京華基建一開始上報這件事給高務實的時候是說，工匠學堂醫學系的研究表明，南疆、南洋地區廣泛存在的瘧疾、霍亂等常見病與城市衛生關係甚大，而南疆各城市相比大明國內城市的衛生差距主要體現在下水道。
南疆很多城市甚至壓根就沒有下水道，甚至連排汙渠都沒有，這極大的影響了衛生狀況，導致瘧疾、霍亂等病症層出不窮。為了扭轉這一嚴峻形勢，降低移民死亡率(當地人照樣死，但顯然京華關注的重點是漢人移民)，京華基建提議在南疆、南洋各地城市廣泛建設下水道，並採用他們新開發的產品“承插式水泥管”。
這個建議在高務實看起來完全合情合理，要不是他自己人不在南疆，可能早就想到要處理了。因此出於某種補救心理，他在親自看過這個產品的樣品之後馬上就下文批准了，並且要求南疆方面大力配合，同時也要求京華基建大量生產，避免產品供應不足——順便批准了擴產資金下撥。
然而高務實沒有料到的事發生了：南疆的人口密度可不如大明，而且城市密度也不如大明，所以南疆那邊的下水道工程推進很快，而在南疆的工作完成得七七八八之後，京華基建的產能就出現了剩餘，於是就有了李兵備指責高務實徇私的基礎——京華基建直接去找大明國內的各地地方官員，掀起了一次全國性的“下水道升級”。
雖然高務實現在剛看到彈章，還來不及找京華基建的負責人問詢，但他基本認定這件事肯定存在——京華各部門可是自負盈虧並且有獎懲制度的，京華基建上上下下為了自己的KPI肯定能幹出這件事來！
當然，這件事在高務實看來本身是好事，改進下水道不光是在排汙方面有益，避免大雨時期內澇什麼的都有助益。現在高務實真正擔心的是，京華基建在推進過程中該不會真的產生了大量的“弊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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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doni”的月票支援，謝謝！
PS：這幾天回頭看了看前面的章節，理了理思路，覺得該寫一寫改革的成果和後續的發展勢頭了。當然，順便也肯定會有黨爭，透過黨爭來呈現社會變化。這差不多也是收尾期間應該描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