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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收秋以後，在種秋小麥之前，高家村也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那就是分土地，實行“包乾到戶”——單幹。
旁的村還在聯產到勞、到戶，幾家聯合在一起的小集體時代，高家村卻直接砍掉了一些需要實踐的中間環節，直接一步到位。
說簡單點，就是村民跟大隊簽訂合約，土地分到各家各戶手裡。大隊的職權是針對同年中央制定的指標任務劃分應繳納的公糧和稅款，對比旁的村寨按額定的任務追討上繳；農民應履行的義務是每年按政府指標上繳錢糧。因為是合同制，農戶承諾在豐收的年景對比旁的村主動多上交5%，欠收的年景，除政府指標必須上繳外，餘下的是多是少，全憑自己謀劃過活，絕不伸手向國家要一分一厘，一米一粟。
當然，這斬釘截鐵，白紙黑字的宣言，也就意味著，以後，就是各家幹各家的了，至於怎樣在黃土地上刨開幸福的日子，那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吧！
說幹就幹，雷厲風行。他們等這一天等得太久了，也思謀得太久了。他們是那樣的摩拳擦掌，激情澎湃，意氣風發，彷彿一個全新、富裕的鄉村已經取代了貧窮、落後的高家村。這樣美好的憧憬激勵著年輕人們的心，年歲大的老婆老漢也被年輕人們鼓動著，興奮著，他們似乎已經看到這樣一個美麗的遠景：家家高門大戶，人人衣鮮亮麗。貧窮，不再是他們的代名詞。
前川的高家村是靠近大馬河川道通往縣城的公路最近的村子，在亮眼處，他們的一切行為代表的都是國家的面子，形象工程必須要做得足，他們要起模範帶頭作用。
從高加林家回來，高明樓就主動走到人民群眾中去，瞭解他們的思想，傾聽他們的心聲。作為一位堅決擁護馬列主義MZD思想的老GCD人，這點黨性原則他始終不曾忘卻。高家村的“大能人”，在某些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小事情上難免會犯點小錯誤。但是在關乎到國家、集體的大事件上，他還是拎得清的。
在這段時間裡，他耐心聆聽了村民們的意見，並做了一些具體分析和預判，再進行一些大的遠景規劃，這不是小事，必須萬無一失，保證不出意外。一旦執行，旁的村莊可全盯著哩，容不得任何一點閃失啊！這責任，落到誰的頭上，都擔待不起，小則坐牢，大則生命當成兒戲。這不是他一個人承擔得下來的。奈何村民實在太過熱情，全體聯名，不會把書記置身於危險境地。
當然，在簽名的時候他還是玩了點小心思，他讓那些迫不及待的，熱情的人把名簽在前面。最後，才故意歪歪扭扭寫上高明樓三個字，用意不言而喻，萬一要是有事，他不難證明他是迫不得已被綁上這艘大船的。
無論如何，為了高家村的宏圖大業，為了遙遙無期的美好而幸福的明天，這點小事，可以忽略不計了。
本意裡，他反對改革，而一旦這樣的改革形成大的趨勢闊步向前，靠些微的力量無法撼動時，也不妨放膽大跨一步，萬一成功呢？實際上，他的一些作風，還是值得讓人稱讚的，並非全是投機取巧。就拿這件事來說，他所具有的膽識和氣魄，可媲美於同時代大環境下的任何一位冒險家。他畢竟是領導，跟平民百姓承擔的風險是不一樣的。
說到這裡，筆者覺得，很有必要用二十一世紀的眼光給讀者諸君普及一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大地上掀起的這一場農民針對土地所有權的改革浪潮。筆者畢竟不能代替路遙先生，不知道先生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村資訊瞭解多少？一是因為當時交通閉塞，二則因為在實踐的過程中，一些農民的大膽設想，實際上涉及到當時的政治環境，報紙不予以報道。
拿安徽小崗村為例，在今天的初高中課本里，我們不難找到，在那個年代，我們可愛的農民朋友，為了改革，是拿生命做了賭注，換來我們幸福生活40年後的今天。歷史不是一蹴而就，用今天的話說，我們真的該給我們這些不懼生死，無畏的前輩“點點贊”了。
閒話少敘，我們就拿“1978年底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捺下紅指印的契約”來區別一下“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本質上的概念。先丟擲幾個論點：
一：誰說小崗是“包產到戶”
歷史八年級下冊（部編2017審定）“皖南地區的一些生產隊開始實行包產到戶，農業生產獲得豐收，農村改革就此拉開序幕。”（摘自第38頁的導言）
歷史必修2（人教版）“1978年，安徽、四川一些農村，開始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摘自第55頁）
歷史必修2（嶽麓版）“首創包產到戶的小崗生產隊所在的安徽鳳陽縣……”（摘自第86頁小字）
歷史必修2（北師大版）“小崗村率先將土地包產到戶”（見41頁連結閱讀的標題）
歷史必修2（人民版）“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自發實行包產到戶，糧食生產獲得空前豐收。”（摘自第53頁正文）
高中歷史中國近代史下冊（2002年審查透過）“安徽、四川省首先實行……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責任制，取得很好的效果。”（摘自第127頁大字）“實行包產到戶以後，農村經濟迅速發展。如長期貧困的安徽鳳陽縣……”（摘自第128頁小字）
二：誰說小崗是“包乾到戶”
歷史八年級下冊（部編2017審定）“18戶農民私自立了一份將田地包乾到戶的契約。”（摘自第38頁的相關史事）
歷史必修2（人教版）“18戶農民秘密協議……包乾經營。”（摘自第55頁的學思之窗）
高中歷史第六分冊（華師大版）“肥西縣農民自發搞了包產到戶。……鳳陽縣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訂立土地分到戶，實行包乾到戶的合同書。”（第109頁小字部分）
三：“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的區別
包產到戶：依核定的產量交公，超產的歸自己，不足的須補齊。由集體承擔稅收、收購任務和收益分配。
包乾到戶：農戶向國家繳納稅收和收購任務。即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又叫大包乾。
四：小崗村的分田到戶理應是“包乾到戶”
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在一份分田到戶協議中說：“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繳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我們幹部作（坐）牢割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從協議看，小崗生產隊沒有定產量，定的是：上繳公糧，自負盈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
這比包產到戶要更進一步，如果說“包產到戶”是小包，那麼小崗的分田到戶，就是大包，大包乾。二者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後來國家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小崗的“包乾到戶”的做法。
就當時的時代背景而言，小崗村18位村民“欺上瞞下”簽下“生死狀”，無疑是掀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農村經濟變革。這個小小的村莊透過“包產到戶”改革，不僅開創了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生產模式，更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一段令人矚目的傳奇。
而在三年之後的今天，中國的大西北，黃土高原上，一個非常不起眼的村子，高家村，也在順勢而為。他們只是一群普通農民，整日價面朝黃土背朝天，他們並不瞭解安徽鳳陽，更不瞭解小崗村，但是，他們卻做了跟小崗村一模一樣的事。不同的是，小崗村，只有18位村民敢於帶頭下海吃螃蟹，而在不大的高家村，四十多戶人家，男女老少，集體在“協議”上按上了紅手印。而且，他們也不用那麼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他們並且用陝北民歌的方式狂歡了幾天幾夜。
什麼時候有了陝北民歌，我們目前還不知道或已經很難確切地知道了。
但是我們知道，自從我們的爺爺輩們開始唱陝北民歌，它就再也沒有間斷過。漫長的時間裡我們忘記了多少陝北民歌，怕是以“億”做單位的數字後面，還要加許多個“零”才能計算的。我們現在記憶的陝北民歌只是九曲黃河滾滾濁浪中的水花，幾經開放，幾經敗蕊，然後被人隨意撿拾的幾朵罷了。
陝北民歌是陝北這個特定地域中的特定民間藝術形式。在文化傳播媒體落後的時代，它千百年來侷限在這塊地域中成為典型的區域民歌，這是它的悲哀，也是它的無奈。它無法走出這塊土地，它和這塊土地上的民眾共生共長、共存共亡。
然而，一旦時機成熟，一旦文化傳媒變得現代且快速，它的生命之翅就逐漸豐滿。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後，它的影響力迅速地擴張，從陝北革命根據地到其他解放區又至國統區，蔓延成一種全國性的歌唱現象。它的明媚如“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使國人在陰霾籠罩中窺見了天邊現出的太陽光芒。
我們耳熟能詳的有《東方紅》《山丹丹開花紅豔豔》《繡金匾》《南泥灣》等革命歌曲；還有《趕牲靈》《蘭花花》《三十里鋪》等地方曲調……，實際上，真正的陝北民歌又何止這些呢？
這些天，瘋狂了的高家村人，無論是在崖畔、巖腦、山坡、溝渠，牲口棚，礆畔上，甚至是婆姨的炕頭上；無論是糊腦小子，憋足老漢，俊美姑娘，邋遢婆姨；無論是獨自一人，三五成群；無論是滿懷情愫的哥哥、妹妹，豁牙皺臉的老婆老漢，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都能隨時隨地吼出幾聲酸曲。
快樂催生荷爾蒙的大量分泌，戀愛中的男女如大夢初醒般，在這個閒暇的季節鼓動起來了，激情起來了。高加林體驗過的愛情在他們身上死灰復燃了。聽：
“誰家的小哥哥呀，偷偷的在看我，一笑就露出了那個酒窩窩。”
男方回應：“誰家的小妹妹呀，讓我著了魔，一雙眼明又亮，閃呀嘛閃秋波。”
女：“哥哥你莫要走啊，妹妹有話說，你要是喜歡我，帶我走出山坡坡，帶我走出山坡坡。”
一番交匯，情投意合，無情的山坡阻斷你和我，卻隔不斷心有所屬的郎情妾意：“山坡坡，山坡坡，隔著你和我”，這是無奈的呼喚和控訴。
“只要妹妹你愛著我，我和你一起翻過”
“只要哥哥你愛著我，妹妹把你藏心窩”
真情告白就是這麼簡單而直接。
山坡坡是陝北典型的地理環境。
陝北鮮有大山，白于山、橫山橫亙在陝北高原上，構成了陝北的主要骨架，支撐兩大骨架的是眾多的山坡坡。山坡下自然是溝，溝裡有水，水不多，但很清，幽幽的亮。夏日裡蝌蚪上下竄遊，冬日裡冰層覆蓋；溪岸旁是一叢楊柳，山坡上是紅杏枝頭……
“向陽人家春常在，坡上姑娘愛唱歌。”
這樣的環境是孕育民歌的最好地方。一對青年男女既可躲在柳樹叢裡卿卿噥噥，又可藏在乾草垛裡私密耳語。待到情感發展到一定層次，歌詞也就在醞釀情感時應運而生了。那時，即使不在一塊廝守，即使一個在山上，一個在溝裡，也儘可以放開歌喉唱幾嗓子。聽者大可不必“對號入座”，歌裡既有心中的妹妹，但又不具體說出到底是誰家的妹妹，不點名，不具姓，你能抓住啥把柄？只好裝聾作啞，一任歌聲在溝底或山坡炸響。
對壩壩的那個圪梁樑上那是一個誰，
那就是那個要命的二妹妹。
崖畔上那個長著呀十樣樣的草，
九樣樣看見妹妹就十樣樣好。
哥哥我在那圪梁樑上妹妹你在溝，
看見了那個哥哥妹妹你就擺一擺手。
唱著這首歌，我們無法確定到底是妹妹在圪梁樑上還是哥哥在圪梁樑上，這裡的圪梁梁太多了，轉過這個圪梁梁，又是那個圪梁梁。還有那些“對壩壩”“崖畔上”“溝”……，隨便一處，都是這些地理地貌。在這些地方可以望得見，但要見面，還得好大一個時辰。從這個圪梁梁到那個圪梁梁可以望見的溝，有時需要大半個時辰才可以到達。這樣的地形阻擋了近距離的“拉手手，親口口”，卻無法阻擋兩顆心同頻率跳動，反倒勾引起人急迫地想對話的慾望。
這是千百年來苦難生活練就的陝北人的“狡詐”，他們只想“唱個曲曲解心焦”，生活的重擔壓得他們翻不了身，他們只好以嘴裡的“痛快”聊以“翻身”。後來，民歌的發展遠遠超出了當初的料想，“形象大於思維”的果實掛得招搖而惹眼：
《蘭花花》只是一個女子對自身婚姻命運不滿而掙扎的陳述，可是當後來的父母再重蹈歷史覆轍時自然會想起那個青年女子聲淚俱下的控訴歌聲；
《三十里鋪》也只是木匠常永昌有感於兩個恩愛的男女不得相廝相守的慨嘆，可後來的人們已經把“三哥哥”和“四妹子”上升到反封建反禮教的高度去評價這兩個“典型”了。
《對面（價）溝裡流河水》只是對一個事件的簡單敘述，可它卻激發了人們對打橫山救窮人的游擊隊的真心擁護，也帶動了一大批年輕人爭相報名參加游擊隊走上革命的道路；
《東方紅》也只是李有源看到東方噴薄的日出想到了解放區來之不易的即興表白，哪裡會料到一首歌真正成就了一位名垂千秋的歌手，尤其是這首歌還有輿論導向作用，促進了解放區形成人心向黨，跟著領袖共同抗日的氛圍。
相同的例子不勝列舉，這就是我的大陝北，苦難的大陝北，厚重的大陝北。
陝北人愛唱，陝北人會唱。陝北人的唱，其實就是言說。
頻繁的戰爭，過度的墾荒，使陝北變得日益“苦焦”。生活不僅苦，還“焦”，焦急、焦慮、焦憂、焦心。如果說“苦”只是一種物質層面的痛苦，那麼“焦”就已經上升到精神層面的痛苦了。痛苦了怎麼辦？“女人憂愁哭鼻子，男人憂愁唱曲子”，“心裡麻煩由不得唱”“一個酸曲唱出來，肚子裡的高興翻出來”。精神層面的痛苦只有用精神層面的“享樂”才能解脫。“受苦人”到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連“苦”都無法“受”的地步時，只好去財主家攬工，然而“攬工人兒難，正月裡上工十月裡滿”。無奈，只好替人家趕牲靈“走州縣過城府沒睡過囫圇覺，精尻子添夜料邊添邊尿”。“趕”不下去時，只好背井離鄉，別妻灑淚隻身走西口。“去年遭年饉，地裡寸草也不生，沒打下一顆糧，活活地餓死人。官糧租稅重，逼得人跳火坑，手中沒有錢，不走西口怎能行？”天下烏鴉一般黑，西口也難走下去，最後只能賣娃娃，“山蔓蔓拿秤稱稍比麥賤，蕎麥花和秕穀都能糶錢。一個娃賣錢是三至五串，母子們難分離實實可憐”。這是一種比哭還難受的唱。但他們只能唱，他們沒處說，一家如此，家家如此，他們只能自言自語，自說自唱。他們也憤怒，憤怒到無所顧忌，“青天藍天老藍天，殺人的老天不眨眼”。本來，在生活無著、痛苦無依的境況下的陝北民眾是非常虔誠地相信上天的，相信上天是會睜開慧眼普濟天下眾生的，然而似乎老天也已經漠然見慣，熟視無睹，於是才有了這樣發自心底深處的絕望之唱。這實在是對不公的舊社會舊制度的大聲疾呼和吶喊，只有吶喊了嘶唱了，才能暫時解脫苦焦心情。
這就是我的大陝北，苦難的大陝北。和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撕肝裂膽般的，貧窮的祖祖輩輩。艱難歲月裡留給我們生命，留下傳承，留下血淚痕跡的至親的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