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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看到了這一點。但這並沒有讓你們想到要及時終止錯誤，反而讓你們靈機一動，想到了一個近乎於完美的辦法。”
“你們透過有意製造並利用王元鵝在身體上、腦力上的壓力，再結合他在心理上的壓力，放大他的負面情緒，再一步一步教唆他自殺，為了減輕他在自殺過程中的痛苦，還主動為他非法購買大量三唑侖。”
三唑侖是安眠藥的一種。大量吞食安眠藥就能自殺的橋段，純屬各類影視小說杜撰。
最初的安眠藥，過量服用的確會致人死亡。
20世紀初，第一代鎮靜催眠藥物誕生，主要為巴比妥類藥物，是巴比妥酸的衍生物。但安全性較低，過量服用副作用很多，包括抑制呼吸、肌肉無力，甚至引發呼吸衰竭、休克導致死亡。著名影星瑪麗蓮·夢露，即因服用大量此類安眠藥導致死亡。
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第二代鎮靜催眠藥物誕生，主要為苯二氮卓類藥物(BZ)，按藥物半衰期可分為短效，中效和長效。同時，具有選擇性高，安全範圍大，大劑量不引起麻醉等優點，因此被廣泛應用於臨床治療。
短效笨二氮卓類藥物代表是三唑侖，成人一次少量服用，即可達到效果，過量服用可以使人在10分鐘左右昏迷暈倒達4—6小時。
但要依靠服用笨二氮卓類藥物進行自殺，難度係數實在太高。簡單說，以三唑侖為例，就算吃到打嗝也很難達到自殺的目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產生毒品的效用，讓服食者飄飄欲仙，然後昏睡過去，或者被拉去醫院洗胃。
20世紀80年代，第三代鎮靜催眠藥物誕生，主要為非苯二氮卓類藥物。相對於笨二氮卓類藥物，不良反應更少。這也意味著更加安全。
因此，王元鵝頂多只能利用三唑侖這類安眠藥將自己藥暈，然後在昏迷之前把自己掛在繩子上，完成上吊，從而減輕上吊過程中的痛苦。
“事後，你們再有意引導輿論焦點。王元鵝是因為適應不了角色轉變，戴不下見義勇為、淡泊名利、頑強抗艾這麼高的帽子才會選擇自殺。王元鵝死了後，外面的聲音很多，但最大的聲音就是這個。這不正是你們想要，正是你們有意引導的結果嗎？”
最後，馬弘文略帶嘲諷的說道：“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總比一敗塗地的強。只要能將王元鵝這一‘抗艾鬥士’西貝貨的事實掩蓋過去，在名譽上受到一點無傷大雅的損失，算得了什麼。”
馬弘文一本正經、聲情並茂地胡說八道了一通，目的是對張培進行連蒙帶嚇。
張培一邊聽一邊連連搖頭，臉上的焦急惶恐之色也隨著馬弘文信口胡謅的逐步深入而越發明顯。
“我不是……我沒有……不是你說的這樣。”
馬弘文的說話一結束，張培就急不可耐的開口辯解：
“王元鵝說他有個朋友染了毒癮，想幫他朋友戒毒，又不想送戒毒所，更不想看到他朋友在毒癮發作時十分難受的樣子，問我有什麼辦法。”
“這種事，我哪敢亂出主意，就說不知道。況且，我也是真不知道。結果，他說要去給他朋友買毒品，還說透過逐步減量吸食毒品的辦法，應該能幫助戒毒，就和戒菸一樣。”
“我被嚇傻了。王元鵝每天夜裡從醫院跑回家睡覺，已經很讓我擔驚受怕。要是還去幫人買毒品，萬一被人發現他的身份，那還不如直接殺了我。”
“我當時也懷疑王元鵝是不是因為自己有毒癮，在住院的這段時間，由於被看得太緊，斷了毒品來源，所以撒謊騙我給他搞毒品。但醫院給他做過全面體檢，能確定他並未吸食毒品。所以對他說的也就信以為真。”
“我勸他不要亂來，再想想別的辦法。但我們想來想去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他又說還是去買點毒品算了。”
“我一聽他說這個就緊張，情急之下就想到醫院說過三唑侖過量服用會產生毒品效用。我當時病急亂投醫，就給他出了這個餿主意。”
“他一聽就大喜過望，說這麼簡單的辦法他怎麼沒想到，還說多吃點三唑侖就能讓人睡過去，他朋友毒癮發作的時候，只要讓他多吃點三唑侖就行，這比逐步減量吸食毒品要好得多。然後，他又提出說要去找藥販子買三唑侖。”
說到這裡，張培哭喪著臉：“警察同志，王元鵝太能折騰了。他說他去找藥販子，不就是逼著我去找藥販子嘛。我能怎麼辦，只能如他所願。”
“現在想想，王元鵝應該早就計劃好了自殺。他故意引導我想出以過量服用三唑侖的辦法來幫助戒毒，最後卻成為讓我幫他非法購買三唑侖的藉口。我要知道他要過量的三唑侖是用來上吊自殺，說什麼都不會幫他幹這事。”
毫無疑問，馬弘文的連蒙帶嚇起了作用。
張培為了洗清自己涉嫌謀殺王元鵝的嫌疑，將非法購買三唑侖的緣由和小細節都一五一十地交代出來。至此，他總算是回答了馬弘文先前所提問題的核心疑問。
看來，張培並非馬弘文想象中的“犯罪大師”。
對此，馬弘文並無情緒波動。既無成功撬出更多細節線索的興奮，也無在審訊上敵手難覓的寂寞。
馬弘文神色冷峻，繼續逼問：“三唑侖是被強力管制的藥物，一般來說，個人很難獲取。你有正經工作和體面生活，為什麼會認識賣迷藥的‘教授’？”
在就三唑侖的來源進行調查時，在王元鵝的手機和電腦上並未發現有瀏覽非法網站，或非法網購三唑侖的記錄。
馬弘文隨即將調查的重點放在本市的藥販子身上。一夜之間，堰城的藥品黑市被翻了個底朝天，多名藥販子被抓，其中就包括具有堰城“藥王”之稱的“教授”。
誰都想不到，堰城當年的醫藥市場，居然是以這種方式在短期內得到淨化。
“教授”是一名女性，小學文憑，和其他出入各家醫院和藥店推銷藥物的“醫藥代表”不同，她只在城市的各個隱蔽角落貼上、書寫小廣告，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經常會在車站、網咖等場所的衛生間內看到的，上面寫著“迷藥”兩個字，下面寫著一串電話號碼的那種。
但“教授”穿著時髦，形象氣質佳，談吐得體，看起來就是一枚知性女性，和想象中偷偷摸摸販賣迷藥的猥瑣形象大相庭徑。這應當也是她被冠以“教授”這一“榮譽稱號”的另一由來。
“教授”被捕後，倒也並非不願意配合警方的調查問話，而是找她購買迷藥的買家，都是陌生人，甚至透過不見面的方式完成交易。因此，她也“講不清”有哪些人於近期找她購買過三唑侖。
但是，馬弘文的人很快在她特意為“窩點”裝置的監控裝置裡發現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就是張培。
張培的出現讓警方頗為意外，但仔細一琢磨，他是離王元鵝最近的人，王元鵝並非自己出面，而是透過張培非法購買三唑侖，這一可能性也完全成立。
因此，在馬弘文的審訊中，“教授”交代，張培在其“窩點”出現，確實找她購買過三唑侖。在上一次的問話核實中，張培也對此供認不韙。
同時，警方也發現張培在監控影片中出現的頻率較高，遠遠不只一次，並且在王元鵝服用三唑侖之前就已經頻繁出現。
據此，警方進一步斷定，張培與“教授”之間應當是熟人關係。但他們之間的這層關係，同王元鵝的死之間，似乎並無多大關聯。
但生性多疑的馬弘文很快就從這看似簡單的線索中琢磨出不一樣的味道來：
王元鵝在上吊過程中過量服用三唑侖，張培幫助王元鵝非法購買三唑侖，販賣三唑侖的“教授”同張培之間是熟人關係，這些支離破碎的線索難道僅僅只是巧合？
如果王元鵝的“上吊”是出於某些人的蓄意安排，那麼對三唑侖藥量藥效把握相當嫻熟的“教授”在此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王元鵝死的當天夜裡，張培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但“教授”當天夜裡並無不在場證據。
張培在王元鵝和“教授”之間看起來只是扮演著三唑侖搬運工的角色，但王元鵝和“教授”之間是不是熟人關係？雖然“教授”對此極力否認，但馬弘文對此壓根兒就不相信。
“教授”一旦承認自己同王元鵝認識，在王元鵝死的當晚又拿不出不在場證明，那她的嫌疑只會坐實並加大。
故此，馬弘文又問了那麼一個看似和案件毫無瓜葛的問題。
從馬弘文問出這一問題來看，他對張培此前的口供並非完全信任。他依舊認為，王元鵝如果是他殺，張培肯定扮演了重要角色。
於馬弘文而言，在沒有找到充足的“自殺動機”的情況下，王元鵝的死，與之相關的一切人物皆有“作案”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