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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東遷回雒陽後，劉燮因受陳沖影響，十分注重文治之道，為此在重修東都時，特地囑咐諸葛亮，將太學營修至原來的三倍，其間足足可容納上萬人同時講學。而自劉燮登基後，更是年年到太學之中參與論經講學，從中廣拔人才，無論是豐年災年，都未曾輕怠太學半分。等到了延熙三年，雒陽每年都有上萬士子來太學遊學，著述辯經者更是不計其數。年老的人都說，東都眼下的光景，即使和光和年間比起來，也沒有什麼遜色了。
不過對於陳沖來說，他年輕時就只是因為好勝而去辯經，真正熱衷的還是史學。從著書論說，到長安刻《國史》，都是出於這股愛好。只是隨著年紀漸老，他已不忍看史，轉而愛看碑文詩賦了。到現在，陳沖找傅幹討要最新的經學著說時，不知為何竟生出一種恍如隔世感。他已經記不起上一次和人討論經學，是在什麼時候了。
自從陳沖請鄭玄擔任博士祭酒後，鄭學門人就一直掌握太學至今，原本綿延數百年的古文、今文之爭，到眼下都已為鄭學所取代。傅幹特地為陳沖挑選了四十本比較出名的博士著述，陳沖粗粗一看，其中竟有一半都是鄭學的延伸。鄭學講究嚴法治國，這一點與陳沖貼近，但其中又有極多的天人感應、五德迴圈等圖讖學說，並不受陳沖所喜。陳沖比較之下，將更重法術的許慈、孟光兩人挑出來，作為入宮的候選。
陳沖再細看剩下的書卷。非鄭學的論著裡，大多都過於注重文彩，華而不實，要麼就是在論述上玄之又玄，不知所以，令陳沖頗覺厭煩。好在他翻到一本《聖證論》，內容頓令他感到耳目一新。這本書站在馬融的古文經學立場上，維護古文經學派的家法，依據《孔子家語》和《孔叢子》兩本作品，全面批駁了鄭學，以為其扭曲了聖人之言，抹黑了夫子形象。言辭非常尖銳，一度讓陳沖想起當年鄭玄對何休的攻訐。但考察其內容，又不免令人啞然失笑了，文中徵引的《孔叢子》一書，號稱是孔子家傳，陳沖從未見過，也從未聽孔融、馬日磾兩人說起過，大概是作者自己的偽作。然而作者卻敢明目張膽地寫出來，不得不說是膽大妄為了。
叫來傅幹後，陳沖問他《聖證論》是何人所寫。答曰：作者是東海王肅，原銅川太守王朗之子。他十六歲隨名儒宋忠學經，二十歲出師而入太學，但今年二十七歲，已經名滿京師。七年來，王肅辯經從無敗績，哪怕是國淵等鄭門高徒，遇上他都要弱上三分，號稱是東海神君，清議領袖。
陳沖其實聽過王肅的名字，只是不料他如此年輕。陳沖不禁想起自己的青年歲月，不怪他文字如此肆意。而後陳沖又重看書中主張，發現王肅雖然不喜嚴法，但其輕徭薄賦、無為而治的觀點，正好與鄭學形成互補。陳沖至此有了新想法，可將王肅與許慈等人一起教導天子，也好讓劉易體會到兼聽則明的感覺。
把《聖證論》翻完後，已是天色昏黃，陳沖覺得有些累了，但桌案上還有三篇文章未看，他打起精神，點起燈盞，準備看完後再去用膳。前兩篇文章平平無奇，無非是受了女婿何晏影響，喜歡空談一些玄學，陳沖很快就將其放下。而翻開最後一篇文章，其標題可謂耳目一新，名作《才性四本論》，看來是從本性入手的文章，陳沖仔細閱讀，很快就雙眉緊蹙。
此文並非是尋常的釋經之作，而是針對清議察舉用人之說而敘寫的。開篇序文寫道：「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幹勢馳鶩之路開；下逾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
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怨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
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渙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幹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台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備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跡，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
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這篇序文開篇明義，以為國家社稷的根本在於用人，而用人制度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而後文章直接攻訐起當今的察舉中正制度。他認為如今陳沖改革，加設左右中正已經多年，但是仍然「緬緬紛紛，未聞整齊」，進而導致朝中出現「分敘參錯，各失其要」的亂象，可見陳沖的改革並不成功。
於是文章進一步分析，到底是為何而失敗呢？主要是在於上級過於干涉中正制度，導致選拔的風向並不是來自於鄉縣的清議，而是更受上級官僚的影響。作者批評這種現象，說這是「上下交侵，以生紛錯」，致使風俗不靜。眾人為了爭奪名利，就不願意務實於忠孝之道，而專注於修飾逢迎，國家選拔上來的，也就全是一些媚上欺下的小人。
故而文章主張，希望朝廷將選拔權力進一步下放，將察舉重心轉在聽取鄉縣清議的風向，繼而將地方長官排除在外，這樣才能「靜風俗而審官才」。
在序文之後，作者又洋洋灑灑寫了三千餘字，由於內容過長，筆者只能進行簡述。作者將品性與官才相結合，總結出考察用人的四種風俗，分別是「才性同」、「才性合」、「才性離」、「才性異」。「才性同」即以品性與官才一致，為上上境界；「才性同」即品性與官才綜合考察，為中上境界；「才性離」即只考察官才，不考察品性，為中下境界；「才性異」即哪怕明知用人品性低劣，依舊因才取人，為下下境界。
而作者又論述說，這四種風俗現象，主要是受國家察舉政策的影響。如果國家對德性禮性愈發推崇，士子們才會越發注重自己的修養，進而達到「才性合」，乃至「才性同」的境界，如果國家不注重道德忠孝，反而只根據士子的才能來選拔人才，那士人們就會曲義折節，專使媚上，反而從「才性離」直接滑坡為「才性異」。而如果選拔的官員毫無節操，連父母也不知孝敬，連子女也不知關愛，又怎麼能指望他對國家做有益之事呢？這樣的人越有才能，只會給社稷帶來更大的災難。
而後作者又引經據典，回顧了桓靈二帝時期經學衰落、名教之治破產的現象，指出當時賢才遍野而國家不能用，直到今日都還留有遺患。最後總結說，殷鑑不遠，如果朝廷不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不能及時調整學風、政風、士風，極有可能致使國家再出董卓、曹操這樣的女幹賊，到那時就為時已晚了！
陳沖讀罷全文，沒有立刻說話，整個人閉目冥思少許，調整心緒之後，才緩緩問傅幹道：「此文是何人
所寫？在太學反響如何？」
傅幹看陳沖臉色不對，也意識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輕聲道：「此文是沛國劉靖劉文恭所寫，他乃前渤海太守劉馥之子，現如今在太學擔任博士，治《歐陽尚書》。」至於《才性四本論》在太學中的影響，傅幹斟酌著說道：「此文是在三月前寫成，如今在後輩中確有反響，幾乎人人能誦。只是許多老人不喜，故而還未成主流。」
陳沖聽罷，掌指輕拍桌案，又把這篇文章拿了起來。一時無言，手中紙張的分量極輕，他卻彷彿持有千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