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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元年（1018年）秋七月既望，鑾駕親臨帝國第一座綜合性政法大學，向闔校師生，發表講話，以諮鼓勵。大學全稱：大漢政法大學堂。
坐落在蘇州崑山的婁江學院，在早期的“臨淄王集團”中，堪稱是立足根基，人才寶庫，建校十多年來，也為江南、為劉文濟提供了大量吏幹之才，而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實踐，最早那一批，已經晉級為朝廷命官，官位最高者已經做到一縣主官的要職。
不只是普通的吏職人員，似范仲淹這樣的頂級人才，則完全是意外之喜，還附贈其兄範仲溫。而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也已初步證明，專科吏才這條路，是能夠走得通的，甚至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當然還是需要具備足夠的前提，首先要有足夠強力的當權者的支援，其二要有開放的教育思想觀念，其三還需要有足夠多高素質的生源。
而這些條件，在建隆元年的大漢帝國，都勉強具備。過去的幾十年，得益於帝國的強盛，軍事上不斷勝利，經濟上快速發展，生產力不斷進步，自然而然地引發帝國在思想層面的發展進化，各種思潮湧現，經世派，西昆派，改革派，保守派，以及各種地方派，可謂層出不窮，社會風氣在變化，教育觀念也在不斷進化。
世祖時期，對文人文臣實則是有不小壓制的，但進入太宗統治時期後，在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面，就逐漸放寬了。也是從雍熙開始，中國大地再度迎來了一個璀璨而繁榮的文化盛世。
包括在康宗時期，由於皇帝的荒怠，吏治的由清轉濁，更引發了社會上的諸多思想共鳴。過去的二十多年，也給了各種學術家、教育家冒頭的機會。
當然，在君主專制的帝國時代，一切的一切，皇帝的態度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比如當今天子劉文濟，對思想教育的重視，對吏政學校的支援。
還是臨淄王時，劉文濟搞出婁江學院，還只是一種試驗，一次實踐，但等到登基並坐穩皇位之後，他便著手將十餘年探索、實踐、論證所得的結果，正式應用推廣了。
早在端拱三年初，劉文濟便下詔，將婁江學院升格為道級吏政學校，置於江南布政司衙下直轄，由學政官進行管理，完成了由半官方學校到官方院校的進化。
如果說，此前婁江學院畢業之學生，多供應給蘇、秀、上三地，那麼從雍熙三年起，將是為整個江南道，供應吏政人才，這是跨越式甚至是顛覆式的變化。
別看只是一所以培養專科下吏為主的學校，但身處江南道的權貴們，已經真正嗅到了那股不尋常的氣息，那幾乎是一種大變革的前奏。
對於地方上的權貴與官僚們來說，朝廷要精簡人員，裁撤冗官冗員什麼的，不管聲勢鬧得多大，都有辦法應對，有的手段，有的是時間，同中央周旋。
從世祖開寶時期開始，到整個雍熙時代，即便是康宗都喊過裁撤庸官冗吏的口號，但事實上呢，到劉文濟都登基當皇帝了，冗官冗吏的問題，依舊不輕。
過去的二三十年，取得過一定成效，但都是治標不治本，哪怕早在開寶時期，世祖就下詔對全國道府州軍縣鎮鄉里各級官府機構官吏人數及相應俸祿做了一次全面的規定與限制。
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有隱戶，地有隱田，這官有隱官，吏自然也有隱吏，編制內受限，還有編制外的臨時工.
在資訊、交通受限，監管能力有限的時代下，很多問題都只能緩解，而不能根治，只能陷入矛盾爆發、改良、壓制、再爆發的迴圈中。
而僅從“吏政”事務來看，皇帝搞出這麼一個吏政學校系統，卻有些許觸及到要害的意思。地方權貴之所以為權貴，在於帝國體制賦予他們的特權與待遇，根子上的問題，不能透過直接挖根去解決，於是，從吏員供應改革結合行政監管，變成了劉文濟琢磨出來的解決辦法。
實事求是地講，這仍舊是一種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來自於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對加強帝國中樞權威，對控制冗員與地方監管，對提高帝國職吏素質才幹，是有極大積極意義的。
在劉文濟的構想中，對於吏的清治，還有更進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徹底地明令禁止各級衙門私授吏員，即便不能將這份權力收繳中樞，也要使去編制化、制度化。而最終的形態將是，在未來某一日，大漢各級吏員，當從諸經過吏政學校培養學習的學生中去選拔，而不是單純憑各級官僚一己之好惡偏私。
而要做一點，顯然不是那麼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積累，更多的實踐，更完善的制度，更廣泛的意識，更多的擁簇，還有更重的權威
並且，即便真按照劉文濟的構想去推動，並且最終落實了，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也誰不知道最終呈現的究竟是怎樣的結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過程中，能取得一定進步，就已然意義非凡了。而以劉文濟外柔內剛的性格，在沒撞南牆之前，是不可能考慮回頭的，同時，以他素來謹慎的作風，也很難有事情能讓他碰得頭破血流。
在端拱三年夏季的時候，隨著江南道布政司對婁江學院的“收編”工作完成，皇帝又一紙詔下，著婁江學院掌院王學新，揀精英教授入京，正式開始組建直轄於中樞的吏政學校。
而到了京畿層面，自然不能再向婁江學院那邊小打小鬧了，逼格、級別都要提上來，同時，也不再是單純培養“吏”才了，而是一個真正培養官員、奉行精英教育的綜合性學校。
為此，劉文濟甚至下詔，將國子監都融入到大學堂裡，可見其規格之高，不管歷屆皇帝重不重視，國子監都是大漢帝國的最高學府，也是文臣官僚、天下士林學子的無限嚮往之地，其地位是神聖的。
因此，當皇帝要對國子監進行“大學化”改革時，在朝野之間引發了巨大爭議，可謂甚囂塵上，各路保守派人馬都跳了出來，從堅決反對到保守爭議，各種意見的都有，一時間，非議滿京華。
皇帝明顯不好惹，於是就有人把注意打倒王學新等籌建大學堂事務的官員、教授身上，各種攻訐與指責，向雨點一般打向王老夫子，說他離經叛道，諂幸媚上，昂頭挺胸進京師的王老夫子，被搞得聲名狼藉，若不是皇帝在背後支援，還時不時地遣人關懷，在巨大輿論旋渦中，他怕是早撂挑子。
反對聲音雖大，但平心而論，對帝國中樞決策的影響力，終究是有限的。上有皇帝強力推動，下有勳貴坐視觀望，還有那批經由劉文濟篩選而出的建隆宰相們，即便心存異議，也沒有在此事上向皇帝發起挑戰。
而在這些帝國最高決策圈層之外，還有同樣一批人選擇支援大學堂的建立，並且一個個戰鬥力同樣不俗。嘴仗的作用不在勝利與否，只是避免輿論一邊倒，方便渾水摸魚，最大的價值也在於讓掌權者實現最終的目的。
而劉文濟的目的，最終自然是實現了，政法大學堂終究在一種非議不斷但有條不紊的狀態中，落實成立了。在後期的時候，很多人見事不可違，只能捏著鼻子加入，總不能讓帝國的最高學府真落入到王學新這樣一個“異端”手中，為了維護正統，暫與“邪魅”委屈合作，也是不得已下的忍辱負重。
到這樣的地步，僅僅王學新，已經不足以掌控大學堂了，即便劉文濟給他加了一個禮部侍郎銜，也只能成為諸副校長之一。
至於大學堂的首任校長，規格也提得很高，乃是宰相張士遜，而學堂的博士、教授等諸多師長，也都沒一個凡人，三館學士、京中大儒、地方學豪，紛紛扎堆，更重要的是，是朝廷諸部司衙門那些熟稔國事、達於政務的高官大臣們，也被要求定期到學堂教學。地方上述職之封疆大吏，政績出色、建樹有方者，也是一般。
至於隨王學新進京的那些“婁江派”師長們，在京城中，就只能伏低做小了。不過，作為早年實踐，前期籌劃，並在後期參與到大學堂庶務管理的王學新，他的名字也直接印入大學堂的歷史，乃至整個大漢帝國的教育史中，這樣的名聲，對王老夫子而言，也是一種足額的回報了。
師資力量如此，生源自然也不會是凡類，簡單地講，沒有身份、沒有背景的人，除非你天縱奇才，生而知之，抑或僥天之倖，否則絕對進不了大學堂。
便是如此，政法大學堂的建立，於帝國人才培養機制而言，都是一種大進步、大變革，即便本質上，他只是培養帝國統治階級精英的地方，基本與黎民黔首絕緣。
毫無疑問的是，大漢政法大學堂，從誕生之日起，就註定了其帝國官僚搖籃的性質與地位。
PS：在江南道奉詔將婁江學院納入布政司管理的同時，在北方的燕山南道，也做了類似的操作，只不過收編的物件，乃是由廣陽侯府建立的“趙氏家學”，在過去的幾年裡，經趙氏家學培養有兩百多名學生，在畢業後憑藉著趙氏的影響，安插到燕南、河北一部分官府為吏
對於這種情況，作為皇帝的劉文濟在察覺後，當然不可能允許其再存在。不過，即便收編了，趙家在幽州吏政學院，甚至在整個燕趙地區官場的影響力，卻依舊很大程度地保留下來，甚至更加深入。就像趙匡義生前所言，昌其家者為家學，百年之基.
而關於“趙氏家學”的情況在京中上層間傳開之後，許多人才真正反應過來。主持“趙學”的趙德崇並不為人看重，讓人引發感慨的，還得是趙匡義的老謀深算，當然也有人稱之為老奸巨猾。
但也到此為止了，就算想要效仿都沒機會了，朝廷已經不允許了，尤其是勳貴出身者，畢竟容易被攻擊個居心叵測。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