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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尉領旨去出征，騎著烈馬拉硬弓，百步穿楊去得準，箭中金錢喜氣生。裡德的戰友有的戰死，有的帶著殘疾退伍，有的全身而退，孩子們一天天長大，裡德和梅麗爾則步入了而立之年。隆冬早晨，30歲的裡德還沒睡醒，電話鈴像自動步槍“叮叮叮……”響了起來，裡德眯著眼抓起話筒，領導佈置的任務又來了------帶隊去天門山征剿居延地方游擊隊，殺掉游擊隊長烏吉。對於打仗的人來說，死亡已沒有什麼秘密了，只要隨隨便便扣一下扳機就能殺人。裡德12年前入伍時接受的教育是：誰第一個開槍，誰就能活下來。戰爭法則就是如此------殺人或被殺！行軍途中，裡德團長告誡部隊裡的新兵：“你們在居延要學會兩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準。至於思考嘛，由我來承擔。命令讓你們往哪兒射擊，你們就往哪兒射擊，你們只需要學會聽從命令射擊。射擊時，任何一個人都不用可憐，擊斃嬰兒也行，若是襁褓裡藏有炸彈的話。因為居延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們作戰。”真個是：揹著棺材上戰場------豁上命了。
裡德率領部隊經過一個村子，打頭的汽車馬達不響了，司機下了車，掀開車蓋，一個十多歲的毛孩子竄上來，一刀刺入他的後背，斜刺在心臟上。司機撲倒在發動機上，瞬間，那個毛孩子被子彈打成了篩子，裡德下令屠村，這座村莊頓時變成一片焦土。裡德向士兵訓話：“每個人都想活下去，沒有考慮的時間。我們已經看慣了別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一個人在一秒內可以變得無影無蹤，彷彿他根本沒有存在過……”
裡德團部進入天門山麓，叢林裡有個游擊隊員正在躺著看《花花公子》期刊，他是神槍手，他瞅見一個人肩章是一條槓上三顆小星星，是上尉——價值五萬塊錢，“砰”的一槍！兩槓一星，是少校——價值二十萬元，“砰”的一槍！一槓一顆小星星，是少尉，“砰”的一槍！部隊遭遇狙擊埋伏，裡德命令後撤山下兩公里駐紮。到了夜裡，天門山游擊隊隊長烏吉開始按人頭付款：打死了一個上尉——發給5萬塊，打死了一個少校——發給20萬元；打死了……“什麼？少尉？你把咱們的財神爺給打死了，以後誰給咱們拿來乳酪、被褥？把他吊死！”烏吉大發雷霆。而裡德此時已派出兩個偵察兵潛上山來。
翌日凌晨4點，裡德呼叫指揮總部，告知烏吉游擊隊座標，幾分鐘後，炮彈像傾盆大雨呼嘯砸下，天門山瞬間成煉獄，一百多名游擊隊員的肢體被炸得七零八落。在被滾熱的彈片燙得沸騰的髒水坑裡，被燒焦的人頭齜牙咧嘴的表情，彷彿他們臨死前不是叫了幾個小時，而是一連笑了幾個小時。7點鐘，裡德釋出總攻命令，一千多名官兵合圍衝上山，兩小時後清點戰場，烏吉和天門山游擊隊員悉數被殲，繳獲頗豐，有萬相臺製造的被褥、軍靴、步槍、乳酪、伏特加酒、格瓦斯、魚子醬、布林餅、燻腸、楓糖、男性自慰用品……
返回途中，裡德部隊的裝甲輸送車軋到了“渭川地雷”，被炸燬了，裡德親眼看到一個人和發動機一起飛了出去。爆炸後第十四天，白帝城戰地醫院，那個被炸飛的裝甲輸送車司機從昏迷中甦醒過來。他小聲說話也會震得頭疼，只能小聲，大聲不了。他已經接受過軍醫院的治療，他被切開了顱骨，腦袋裡像是一鍋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釘把右手接起來，但沒有骨節。他的第一種感覺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見朋友了，最難過的是自己再也上不了單槓了。
他在幾家軍醫院裡躺到差一個月就滿三年，進行了二十次手術，有六次是全身麻醉。在居延戰地醫院實習的大學生們根據他的狀況寫過文學報告《他有什麼，沒有什麼？》，發表在國內主流雜誌上，可惜沒什麼人看。他自己不能刮臉，實習的大學生們替他刮。第一次刮臉時，學生們不小心把一瓶香水都灑在了他身上，可他還在喊：“再來一瓶！”他聞不到香味，聞不到。他從床頭櫃裡取出了所有東西：燻腸、黃瓜、蜂蜜、糖果，都沒有味兒！他看東西有顏色，吃起來有味道，可就是聞不到。他幾乎要發瘋！春天來了，奼紫嫣紅，這些他都看見了，可是聞不到香味。他的頭裡被取出了2毫升的腦漿，顯然把與氣味有關的中樞給剔除了。三年過去了，他仍然聞不到花香、煙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氣味又衝又濃，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他倒是能聞出味來的，可能是腦髓中剩餘的部分承擔了喪失的功能。
這名裝甲輸送車司機出院以後，領了一筆補助金——8000元，部隊有規定：輕傷——10000元，重傷——80000元。以後的日子，得自己看著辦，撫卹金沒有幾個錢，他回國後，只好依靠爹媽養活。他老爹、老媽過著沒有戰爭勝似戰爭的日子，他的父母頭髮全白了，都患了高血壓、甲亢。
有領導邀請他到國內重點高校去演講。他反問領導：“講什麼？我不會講戰鬥行動。講我至今還如何害怕黑暗？有什麼東西一掉下來，我就會嚇得全身發抖？講怎麼抓了俘虜，可是沒有一個能押回團部？當兵一年裡，我沒有見過一個活的居延游擊隊員，我見到的都是死的。講收集人的幹耳朵？講戰利品？講炮轟後的村莊？村莊已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亂七八糟的田地。講戰爭是激情燃燒的歲月？難道我們的大學生想聽這些事？我記得我們是一邊破壞、殺人，一邊建設、饋贈禮物，這些行為同時存在，至今我也無法把它們分開。我害怕回憶這些事，我躲避回憶、逃離過去。從居延戰場回來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誰不喝酒、不吸菸。領導，您千萬不要讓我講在居延的兄弟情誼，我不相信這種情誼。打仗時我們能夠抱成團，是因為恐懼。我們同樣上當受騙，我們同樣想活命，同樣想回家。在居延，我們能聯合起來是因為我們一無所有。我們關心的只有這些問題：足夠餘生餬口的撫卹金、有電梯的住房、便宜的好藥、能看上好醫生、進口的假肢、成套的傢俱……這些問題解決了，我的戰友癱的癱、痴的痴、死的死，也就差不多了。”
領導尷尬地笑笑說：“我正在寫一本反映居延戰爭正能量的書，您不願作演講也沒關係，我主要是想聽您說說居延的事，蒐集寫作素材，您繼續。”他鼻子皺了皺，像祥林嫂繼續道：“等我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把住房、傢俱、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時，我馬上就會明白：我已無事可做，或許還可以找心理醫生聊聊怎麼個安樂死法。現在的年輕人不接近我和我的戰友，不理解我們。表面上，我們像是和幾十年前偉大的保家衛國戰爭的參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們是保衛了祖國，而我們呢？我們像是扮演了‘鬼子進村’的角色。我恨透了戰爭，當我在居延吃夾生飯，在那邊把命交給‘渭川地雷’時，有的人卻在萬相臺國內品著筠連紅茶聽音樂，摟著姑娘們跳‘沙沙舞’，看國外電影大片。等到幾年以後，戰爭後遺症在我和我的戰友身上發作時，人們就該回避我們了，在單位上、在家裡，都會如此，再不會有人邀請我上臺作報告，我們對大家來說會成為負擔。對了，領導，您寫的書有什麼用？為誰而寫？為我們從居延戰場回來的人？反正不會討我們的喜歡。當然，那或許會討喜您的領導。難道您能夠把發生過的事都寫出來嗎？那些被打死的駱駝和被打死的婦女兒童躺在一塊兒，躺在一片血泊裡，婦女兒童和駱駝的血混在一起，您敢寫出來嗎？有人還需要這樣的書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