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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正文有一些歷史深度，文字雖然很淺顯，但裡面會有一點點閱讀門檻。對背景知識一知半解，很可能會引發不必要的爭論。因此在正式連載前，先提供一些經過作者提煉思考過的背景介紹，僅為一家之言】
租庸調製，唐時實行的賦稅制度，以徵收穀物、布匹或者為政府服役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基礎的賦役制度。此制規定，凡是均田人戶，不論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的賦稅並服一定的徭役。
租庸調製的內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做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做調；服徭役二十天，閏年加二日，是為正役，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這稱做庸，總體而言，“納絹代役即為庸”，也叫“輸庸代役”。國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調，加役三十天，則租調全免。通常正役不得超過五十日。若出現水旱等嚴重自然災害，農作物損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損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調，損失十分之七以上，賦役全免。制度不奪農時，合理解決就業問題，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之上的制度。
租庸調的初衷，就是“有田即有租，有戶即有調，有丁即有庸”。
以上是租庸調的主要內容，也是唐朝安史之亂前，採用的主要田稅制度。此法最先出自曹操，後又被很多朝代採用，到唐朝時逐漸完善。
表面上看，租庸調製度，只是一項尋常的土地政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後世學者對於租庸調製度的研究，這項制度，已經變成了中古與近代（日本學者提出的）的標誌性分界線。
西漢建立到安史之亂前的中國歷史稱為中古，之後到北宋前稱為過渡期，之後到清末稱之為近代，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是很細緻，很貼近於歷史的真正脈絡。當然，歷史螺旋上升，其中不乏反覆，不必多言。
歷史的真實，它的變革與穩固，有時候往往不在於一個政權的更替，而在於它基層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以及各區域的經濟聯絡。如果覺得這句話沒有問題，那麼可以繼續往下看，如果覺得這句話不對，那麼剩下的內容已經不必再看下去，純屬浪費時間而已。
租庸調製度，是脫胎於“均田制”的副產品，然而這個副產品本身太過於剛硬，以至於反而阻礙了均田制的再實施。自安史之亂後，租庸調製度已經走進歷史的牆角，不再被後世朝代啟用。與之配套的府兵制，也一同灰飛煙滅。
租庸調製度的好處就不說了，這是封建帝國的開國神器，穩固基本盤的王道。不過福禍相依的是，前期用租庸調製度有多爽，後期付出的代價就有多慘，以至於到安史之亂後，這項制度已經完全推行不下去，自我解體了。
租庸調對於當時唐朝政權的巨大害處，有以下幾條，幾乎每一條都無解。
第一，租庸調在實行的時候，分為課戶與免課戶。免課戶就是皇親國戚，上流統治階級，高階官僚，這些人形成了關係網，可以說密佈在全國各地，免稅土地面積驚人！
本身就帶有土地兼併性質的世家與權貴，再套上刻意放縱土地兼併的租庸調製度，承平百年日積月累之下，免稅田就達到了數量駭人聽聞的地步。
有人說封建社會都這鳥樣，確實如此。但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為了維持統治，就必然要另闢蹊徑的搞錢，不然就是死。租庸調製度沒有提早被廢除，是唐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催化劑。
租庸調製度這種“祖宗家法”，可以說是導致安史之亂髮生的深層次原因之一，起碼比安祿山的分量重了幾百倍，雖然這個制度不是唯一的元兇。
第二，租庸調除了本身有免課戶外，在設立初期，漏洞就極多。這項制度的弊病，被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給掩蓋了，失去了最佳的革新時機。等中唐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時候，已經無力迴天。
首先，租庸調提出的時間，是在初唐，當時地多人少，根本就不用擔心田不夠分。因此租庸調的標準，都是以五十畝田為尺度來制定的。可問題是，到中唐時，普通自耕農平均連十畝地都沒有了，交租的標準，依然是如開國時那樣。
朝廷以為輕鬆的稅收，已經變成了自耕農無法承擔的大山。你手裡沒有田，但在官府賬冊上，你可以有五十畝，你也必須交出與之匹配的賦稅！
這時候，農民有幾個選擇：1、造反2、把土地交給世家大戶，讓大戶與本地官僚勾結，把你的賬冊取消，從此你變成黑戶，脫離了官府的掌控，成為了世家與大戶的家奴與佃戶。
造反風險太大，還是世家大戶溫暖的懷抱比較妥帖。
你看，都不需要有什麼天災，光一條稅收政策，就能把自耕農逼得刪除賬號上私服。
其次，租庸調製度，賦稅是以“丁”為單位的，那麼家裡沒有“丁”怎麼辦？沒有丁就可以少交稅啊！男人女裝起來多麼妖嬈啊。
根據敦煌出土的唐代賬冊與實物表明，當地就出過好幾個婦女比例佔90%以上女人村。
還有，租庸調的“戶”，並未規定戶口大小。一百人為一戶的事情也是有的，本地大族又無法免課的話，那就多戶合併成一戶，將需要繳納的賦稅壓縮到極限。
而以上這些，都是基操，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騷操作。如果說封建時代土地兼併確實無法避免，那麼租庸調的長期存在而不廢除，就是統治階級拼命維護自身利益拒絕改革的最好證明。
在上本書中我就說過，陳郡謝氏的謝道韞風流無雙，貌美多才，但謝家卻是在持續吃人，吃相也很不客氣。
那是一個人吃人的年代，在看到上層社會風花雪月的時候，下層人過著怎樣的日子，難道不值得去瞟一眼麼？
最後，租庸調製度建立在嚴密的戶籍賬冊之上，但以古代那個死亡率，每年更新賬冊只怕都來不及，更何況官府的執行效率，能五年更新一次，就已經很了不得了，哪裡有那麼多人力每年去清查？
絕戶的人，田畝收不收？虧空誰來補？地方官員要不要政績？
這些問題，租庸調製度被地方官僚詬病，時常見於史書。
第三，租庸調製度需要交實物，也就是糧食，布匹。這裡頭非常粗放，弊病重生。
不同地方，所產糧食，如果用來交易，價格是很不一樣的。更不要說，很多布匹屬於特產，與普通的布價值相差極大！
糧食要交什麼糧？
布匹要交什麼布？
如果自耕農的布不好，為什麼還要讓小農自產，而不選擇更好更快的生產方式？
這裡頭的弊病一言難盡，唐以後租庸調被淘汰，不是偶然的。沒有人再看得上它，也不是偶然的。
第四，就算租庸調製度沒有以上的所有問題，它還有一條隱性的，埋藏很深的，影響時代極為深遠的弊端。
租庸調製度，將人直接分為了“地主”與“佃戶”（準佃戶）兩種，扼殺了其他的可能性。
換言之，伱是免課戶，那麼只要你活得夠久家裡有人才，那麼你遲早就是地主。如果你不是免課戶，那麼十有八九，會變成佃戶，天災人禍你沒法每次都躲得過。
在租庸調製度下，自耕農的情況是不穩定的，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變成佃戶。
假如有人不想當地主，也不想當佃戶，那麼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呢？就不提什麼上升通道了，就直接說有什麼路可以走。去寺廟裡面，那也是佃戶啊！在唐代，不事生產的和尚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當的。
有，下九流職業等那個人著在，一旦進去，禍及子孫，沒有戰亂的話很難翻身。
你有田，就必須要交糧食，就必須要織布，就必須要服徭役。這項制度，將人死死的鎖在了田畝裡面，將普通人的出路，死死的限制在了本地。
天然的小農經濟，天然的限制了消費，天然的抑制了工商業的發展，天然的限制了普通人的出路。
以此為囚牢，各地各行其是，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區塊，死氣沉沉。
而貨幣稅收，是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大趨勢，一直延續至今，還沒有聽說哪個國家可以逆天而行，不收貨幣稅去收實物稅的。
取消租庸調，是歷史的大勢。唐庭對抗安史叛軍，有機會贏，但它對抗這個大勢，贏不了，一絲機會也沒有。
該廢除的租庸調不廢除，導致開元時期，全國的租庸調稅收就開始每況愈下了。唐庭採用了種種辦法斂財，那是正文裡面會說的內容，我就不在這裡劇透了。但是自開元末年的時候，唐庭就已經入不敷出，國家機器處於崩潰的邊緣。
一個安祿山倒下去，會有千千萬萬個安祿山站起來。連弊病重生的租庸調都不廢除，又怎麼能坐得穩江山？
各位看官們，你們覺得安史之亂，只是安祿山和唐玄宗的鍋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