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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的仁義似乎有範圍限制，東海另一邊的島國看起來不在服務區內。因此，甲斐姬不久後收到的飛鴿傳書寫得非常明白：“……務必精準控制對雙方之援助規模，確保雙方打到精疲力盡、油盡燈枯為要。非其如此，方能確保後續干涉之順利，確保異日演兒權威之鞏固，切切。所需一應物資，無論軍械、糧草、銅錢亦或其餘，均準先用後報，以免貽誤戰機……”
而當甲斐姬看到這封回信時，高務實卻在趁著午間休息的閒暇，於戶部值房接見幾位京華下屬的掌櫃。
這幾位掌櫃雖然也叫掌櫃，但正如世界五百強的總裁和一家註冊資本不到一百萬的小公司總裁都叫總裁一樣，這些管事可不比京華商社、京華基建、京華船舶之類的掌櫃。這麼說吧，高務實眼前的這幾位掌櫃每年業務額加起來還不到上述任意大部門掌櫃每年業務額的九牛一毛。
然而，這幾位掌櫃今天卻能得到高務實的親自接見，可見他們乾的活兒雖然“不值錢”，但這活兒本身卻很重要。
是的，他們手頭的活兒確實很重要，因為他們是京華在大明“輿論口”的幾位關鍵人物。這幾位分別是《京華週報》、《半月時論》、《燕京週報》、《經濟旬議》四大京華系報刊的掌櫃。
顧名思義，週報是七天一出，旬報是十天一出，半月則不必多說了。值得插嘴一句的是“週報”的“周”，現代人當然早已習慣“周”或者“星期”，但其實中國古代本沒有“星期”一說，京華之所以搞出“週報”，原因是高務實當時隨手安排的時候忘了這茬，後來為了圓謊才用“星期論”忽悠。
“星期”起源於西方，古代猶太人創制了以七天為一星期的七曜記日法(日、月、火、水、木、金、土合稱七曜)。其實早在唐代時，這套七曜歷就傳入了中國，但並未對社會生活產生影響。直到韃清末期，這種情況才發生改變。
十九世紀初，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同時把基督教中的“禮拜日”帶到了中國。漸漸地，中國教徒們也和西方傳教士一起在禮拜日進行傳道祈禱。這是中國人對西方星期日(禮拜日)的最初印象。
鴉片戰爭之後，大量西方人湧入中國，他們將本國的生活習慣帶入中國，在星期天進行休息娛樂。一開始，中國人對此充滿了好奇，日子久了，也就認同了，或者說見怪不怪了。
雖然當時上海的《申報》也曾發表社論稱“西洋各國的星期日休息制度於人生有益，中國應該仿行”，但從認同到改變自身的習慣還是有很大的困難，這時的中國人對“星期日”才停留在認識階段。
時間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所在洋務運動創立的高等學府——福州船政學堂，率先給學生放假過星期天。究其原因，則是要照顧外國教師的作息習慣。當然，這也算是開了先河。
隨著戊戌變法的推動，各地的新式學堂陸續成立起來。由於“西學東漸”之風的盛行，一些新式學堂章程中明確規定了全校師生星期天休息的制度。不過當時還很少有“星期日”這個稱呼，通常以房、虛、昴、星四字代替——這是根據中國的二十八宿值日法推算而出的。
除了新式學堂，一些與維新變法相關的社團也實行星期聚會或休息制度，即每逢“房、虛、昴、星日”為休息日。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以星期為時間週期的觀念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已被中國社會所接受。
高務實為了給自己找補，也把“房、虛、昴、星”的說法拿出來忽悠，並將這四日之間的時間稱之為“周”，算是提前兩百年搞出了中國的“星期”制。而這一切意外的根源，就是為了掩飾《京華週報》、《燕京週報》裡頭的“周”這個概念。
其實京華一開始在輿論口辦的報紙挺多，但高務實在這件事上面沒有采取京華一貫的垂直管理模式，而是玩起了“養蠱”——一下子創辦二三十家報刊，然後放手讓他們自由競爭，看誰能活得下來，最後在不同類別中挑一個最強的留下，其餘廢棄。
這幾個不同類別中佼佼者在此後既要堅持自身發展的比較優勢，又要在高務實有大動作之前進行先期輿論鋪墊，還要不時對輿論進行悄無聲息的引導，甚至在萬一出了什麼事之後幹些轉移輿論焦點乃至洗白的勾當。
朝廷的確有邸報，但那玩意兒理論上是隻有官員能看到的，覆蓋面簡直小到離譜，根本起不到“輿論口”該有的喉舌作用。
高務實多年前就搞出了報紙這項新興產業，只不過這些東西的發展也需要一個過程——還記得早年前京華透過京師各處茶館的“茶博士念報”來推廣嗎？現在多年過去，念報居然成了大明各地茶博士們的一項重要業務，說起來也是很有意思了。
當然，“念報”業務蓬勃發展主要是因為當前民間的識字率太低，讀書人無論是否有功名在身，自然都是選擇自己看報的。事實上，僅京師一地，京華這幾大報社已經各自擁有了五到八萬的固定銷量(當然其中的銷量重合度肯定也不低)，讓高務實驚喜不已。
有什麼高興的呢？當然高興，這意味著僅僅京師一地就至少應該有十萬以上讀過書的人選擇將看報作為一項固定活動，為此甚至不惜花錢——雖然高務實覺得在考慮了刊發成本之後，京華系的報紙其實挺便宜的。
說“挺便宜”，那其實是高務實的看法。實際上，如《京華週報》的年訂價格為一兩銀子，大致估算下來每份週報大概在20文錢，其實不算很低。這裡可不要做對比，說什麼京華一艘二級戰列艦僅造價就高達35萬兩白銀……不是這麼比的。後世也沒人拿一艘戰列艦的造價對比一份報紙的價格啊。
再說，這年頭會去訂報紙的人除了茶館的茶博士屬於業務需求之外，基本上非富即貴——畢竟讀書從來不是一般人負擔得起的，更別提讀報這種額外消費了。
說起來也就京師這種地方才撐得起如此規模的訂報人群，一般府縣都少得可憐。大多數上縣訂報人群不超過200份，中縣100多，下縣更是沒準，有些甚至少到只有20多份。
所以，京華的報業買賣主要靠大城市，府治以下就基本都是賠本賺吆喝了——好在這點小錢高務實賠得起，所以他寧可賠錢也要求繼續做下去。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培養使用者習慣，直到形成風氣。
既然辦報原本就不是圖錢，那麼今天高務實找這四位掌櫃過來顯然也不是為了詢問各社的經營情況。
放下茶杯，高務實環顧眾人，緩緩問道：“關於科舉改革的輿論鋪墊，任務交給諸位也有一段時間了，不知眼下收到的反饋如何？士林之中對於科舉是否需要改革，需要什麼樣的改革等諸議題，當前都哪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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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宣佈：上一章末尾的無獎競猜由“書友150308000326082”堂主搶答成功(#^.^#)，高務實隱忍多年，到了文武兩道威望都可謂一時無兩的今日，才敢試探著推行的改革就是——科舉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