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權力為誰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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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期間，微博上倒是熱鬧得很，於教授等人發起了轟轟烈烈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

剛開始，我對這個行動是雙指贊成的，轉發和評論了不少微博。

但慢慢地，我覺得風向有些不太對，解救乞討兒童怎麼轉變成了禁止兒童乞討？

我認為，任何人都有乞討的權利和自由，這是人救濟自己的最後依靠。即使有許多乞丐是假的，也不能因此就殃及、無視真正的乞丐。

每次遇到乞丐，不管真假，我都會把口袋裡的零錢給他。即使這些乞丐中只有一個是真的，那我也幫助了他。

在目前兒童福利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一刀切地禁止兒童乞討，那有可能斷了他們自己和家庭最後的生路。

況且，常識告訴我們，人販子拐來的兒童大多高價賣給了缺孩子的人，用來乞討風險既高、掙錢又少，人販子何苦而為？

因此我認為，解救孩子固然重要，但解救時一定要調查清楚，造成這些孩子成為乞討兒童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是被迫的還是自救的？解救之後又該怎麼辦？

我們村裡正好有幾個在外乞討的兒童，我的職業本性發作，決定“就地取材”對他們“暗訪”，看看事實真相到底如何。

我打著拜年的名義去這些孩子家串門，孩子家長看到我這個堂堂“國家幹部”“屈尊”，都誠惶誠恐熱情招待。

透過“閒聊”得知，村裡共有四個孩子在外乞討，由一個長年在外乞討的老人帶領。

四個孩子中，一個是孤兒，一個是智障兒童，一個家庭極其貧困，還有一個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無人照顧。

每年過了正月十五，老人就帶著他們外出乞討，管吃管住之外，每個月也給一些零花錢，還會給買些衣服、玩具。

“我們不聽話的時候，爺爺也會打我們。但平時爺爺對我們挺好的，晚上有時還會給我們講故事。”一個孩子對我說。

在筆記本上寫好稿子後，我到鎮裡的網咖把文章發給部門王主任。

第二天，王主任打電話告訴我，稿子發了，並表揚我很有積極性、主動性，“休假不下火線，回家不忘工作”。

接著，他催我回去上班，說報社接到讀者爆料，省內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兒童在外乞討，讓我趕去調查。

我無語地領命而去，調查結果讓我更加無語。

………………

“狗孃養的，他們還是不是人？”辦公室裡同事看到我寫的稿子，紛紛罵道。

格老子的，他們的確不是人，連最起碼的人性都沒了。

我在省內調查乞討兒童時，震驚地發現，有些乞討兒童竟然是某縣計生辦工作人員賣給人販子的。

他們將一些超生、抱養或未婚先育的孩子強行抱走，讓家長交達上萬元的“社會撫養費”。

家長不交或者交晚了，孩子就被他們以幾萬元的價格賣給人販子。

甚至，其中有些兒童是合法收養或生育的。

某村一對夫妻外出打工，女兒交由爺爺奶奶撫養，結果計生幹部以為這個女孩是兩位老人收養的，便強行帶走賣給人販子。

“還有比這更變態的呢。你們沒看雜誌上報道，有些地方的計生部門將強行抱走的孩子送往福利院，計生官員可得到1000多元的回報。這些孩子被宣佈為棄嬰後，進入社會收養程式，多數以3000美元的價格被海外收養。”一位同事說。

“還有些地方的社會救助站強行收集智障人，再把他們賣出去做奴工牟利。”另外一位同事嘆了口氣，“這些人本來是為人民服務的，怎麼竟幹出了這些傷天害理的事？”

“還不是為了利益唄。他們在基層，山高皇帝遠，權力缺少監督，自然敢胡作非為。部門權力化、權力利益化、利益個人化已成為一些地方政府的通病。小孟這篇稿子寫得很好，調查充分，邏輯嚴密，值得大家好好學習。不過——”部門王主任喝了口茶，頓了頓說，“不過，這是負面新聞，恐怕不太好發，會影響我們省的形象啊。”

“格老子的，這樣的新聞都不發，還對得起我們的新聞理想和自己良心嗎？要是報社不發的話，我就辭職不幹了。”我氣呼呼地說。

“我們也都不幹了。”報社其他同事紛紛跟著說。

“稍安勿躁，你們激動個啥。我又沒說，一定不發。我去請示下總編，儘量爭取發。”王主任拿著稿子，離開了辦公室。

不一會，他滿面春風地回來了，喊道：“發，而且發頭版頭條。總編看了，很生氣，對稿子也很讚賞，說無論如何一定要發，有什麼事他擔著。”

“好吖，”我們一起歡呼。

“孟浩辛苦了，大家最近也都很辛苦。中午，我請大家吃飯。”王主任接著說。

“好吖。”我們更加歡呼。

……………………

第三天，稿子果然發在我們報紙的頭版頭條上，大黑標題，觸目驚心。

第四天，稿子旁邊還配發了一篇題為《權力為誰所用？》的評論，評論寫道：

計生辦工作人員堂而皇之將孩子強行抱走，賣給人販子以牟利。這種喪盡天良的行為讓我們憤怒，也讓我們不解：是誰給了他們如此大膽妄為的權力，更讓我們思考：權力到底是什麼，該為誰所用？

權力是什麼呢？它究竟是魔鬼還是天使？西方政治學家托馬斯.霍布斯認為權力是“獲得未來任何明顯利益的當前手段”，而哲學家伯特蘭.羅素表示權力是“預期效果的產生”，《權力論》作者丹尼斯.朗認為“權力是某些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

這些解釋雖然著眼點不同，但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權力”的特性，即權力是一種力量，藉助這種力量可以或可能產生某種特定的預期局面和結果。可見，權力本是中性的工具，無所謂好壞，就看掌握在誰的手中了。掌握在天使手中便是造福人間的雨露，被魔鬼篡奪就是危害人類的災難。而人性是不可靠的，有可能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魔鬼。

正如“法西斯”一詞，它最初的意思是指一種刑具的名稱，這種刑具由一束木棒組成，中間插著一柄斧頭，由執政官的侍衛官扛著，是國家最高長官的權力象徵。羅馬的統治者魯齊用法西斯處死了自己參加叛亂的兩個兒子和其它叛亂者，堅決捍衛了羅馬的共和制。但後來“法西斯”卻在墨索里尼、希特勒之流的手中成了“專制、殘暴”的代名詞。

也正是權力的中性和人性的不可靠，所以權力必須受到制約。法學家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濫用權力、不受制約監督的權力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是某些官員恣意妄為之根源。

那些“官老爺”在享盡權力好處的時候，卻常常忘了權力的另一面——責任。權責一體，有多大權即須負多大責，這是最基本的常識，連幾百年前的鄭板橋都知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他們也忘了權力從何而來。

“權為民所賦”，他們的權力不是天生的，而是人民賦予的。人民賦予的權力就只能用來為人民服務，不為公眾服務、對人民群眾暴虐的權力本質上是對人民的背叛。他們更忘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

計生辦工作人員將孩子賣給人販子的事件再次警醒人們：權力必須受到制約監督，不受約束的權力猶如出籠的猛獸必會傷民害民。權力不是牟利的工具，民眾也不是官員的魚肉，但願這個事件只是警鐘的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