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抬棺六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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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棺六臣2】
這六人的性格秉性各不相同，除了這次給唐王朝抬棺，很難再用同一個標籤來精準概括。然而歷史是公正且無情的，“唐朝抬棺人”這一個標籤就夠用了。
在歐陽修編撰的《新五代史》中，特意將此六人編入一卷——《唐六臣傳》，在其中，歐陽修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唐亡之後無君子！
“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
這話說得略顯偏激，但這就是修爺的性格，性情中人，偏感性，鋼鐵直男，這是修爺身為遷客騷人的豪爽可愛之處。當我們手捧書卷，讀到這番話時，可以想象這樣一幅畫面：歐陽修怒髮衝冠，對抬棺六臣說道：“請不要誤會，我不是要針對誰，我是說，在座的各位（手指中國地圖）都是垃圾！
凡是在大唐天祐四年（907）還活著的，都是王八蛋，好人都死絕了。
修爺口中的“好人”，指的就是以“白馬驛之禍”為代表的“洛陽三慘案”中罹難的唸書人，如裴樞、崔遠、獨孤損等。
修爺指出，雖然裴樞等人無力為唐王朝續命，但他們決不“亡唐而獨存”，寧可殉唐也不願苟且偷生。
有幾個跟“六臣”有關的故事，可以看出“六臣”在後人心中的形象。
元朝詩人仇遠有詩云：
“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
這是一首賀壽詩，當時大詩人方回過七十大壽，仇遠以詩相贈。前半句用典“六臣”，後半句用典“九老”對仗呼應。
“六臣”有五種解釋：
1，上古時期與黃帝論醫的六位臣工，其中就有《黃帝內經》的主要參與者、“中醫始祖”、“醫聖”歧伯；
2，殷商六臣，其中就有輔佐商湯的名臣伊尹；
3，漢初六反臣，其中包括韓信；
4，唐朝為《文選》做注的六位大臣。
《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是南北朝時期梁武帝的長子組織文人共同編選的，收錄了自周朝以來約八百年間130多位作者的700餘篇詩文，選材嚴謹、注重辭藻，所選大多為典雅之作，基本都是傳世經典，畢竟是太子爺牽頭、宮廷打造、皇家品質，值得擁有。
自問世以來，一直被文人當成是文學的教科書，屬於必讀科目，千餘年流傳不衰。
大詩人杜甫的小兒子過生日時，杜甫曾作詩相贈，以為訓導，詩中就有“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杜甫告誡兒子，要熟讀、精讀《文選》，別幹出洋相的不正經事兒！
宋代的大詩人陸游，也在其作品中有“文選爛，秀才半”的俗諺流傳後世。
《文選》無可爭議地是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唐朝的李善、呂延濟等六人為《文選》做注，即《六臣註文選》，是眾多《文選》版本中最具代表性、流傳最久的注本。
5，唐末六佞臣，即上文的“專業團隊”。
那麼“姓名不入六臣傳”中的“六臣”是借用的哪個典故，應該如何解釋呢？
被贈詩的這位壽星老——方回，一口咬定是“抬棺六臣”，認為這是仇遠詆譭自己，把自己比作柳璨、薛貽矩之輩，罵自己是奸臣。
方回對身邊人說道：“他說我是唐末六佞臣，不就是暗指當今聖上是朱溫嗎？敢罵皇上是朱溫，好大的膽子！”於是就要去告官，要殺仇遠。
關於方回的故事，還有很多，與本書無關，不再展開。我們只說“賀壽詩事件”。
如果非要斷章取義，只盯著“姓名不入六臣傳”來看，仇遠確實有口難辯。但只要稍微具備點兒詩詞常識的，就會結合後半句，以對偶、對仗、互文等修辭手法反推整句話的真實意思。
“容貌堪傳九老碑”，這裡還有一個典故——“九老”，說的是以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為首的九位歷史名人。白居易仕途坎坷，屢次遭貶，晚年退居香山，號“香山居士”，時常與文人墨客到香山寺遊玩，登高遠眺、吟詩作賦，陶冶情操，時人敬稱他們為“香山九老”，後人為紀念他們，在香山寺修建“九老閣”，閣內塑有九老尊容，而香山寺也因此成為文人墨客們的聖地。
方回也是一位詩人，所以很明顯，仇遠是在給方回唱讚歌，這句詩的意思是誇他的水平可以與注《文選》的六臣相媲美，與白居易等“香山九老”同日而語。
卻不知為何，方回偏偏斷章取義，一口咬定仇遠是借“抬棺六臣”暗諷皇上，並要告官殺之。
也許……只有同行之間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方回的朋友們紛紛前來阻攔，攔不住，非得害死仇遠不可，他道德上有問題！
這時候，仇遠求到了一位朋友，侯正卿。
侯正卿找上門來，向方回打探，說我聽說小仇最近得罪您老人家了，為啥？難道是因為人家是後起之秀、非主流，讓您這樣的主流老前輩面子上掛不住？
方回冷冷一笑，“這人道德上有問題，我要反三俗。他敢把當今聖上比作朱溫，找死！”
侯正卿要過那首被當做證據的詩作，拜讀一番，笑道：“小仇只說了‘六臣’，隻字未提當今聖上，更沒提朱溫。把皇上比作朱溫，這話是您說的。”
方回臉色大變，急忙奪過證據，將其撕得粉碎，“跟他鬧著玩兒呢，別當真啊。”從此不敢再提告官一事。
“賀壽詩事件”就這樣平息了，仇遠的這首詩也因此失傳，只留下“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一句。
雖然作者仇遠本意並非用典“抬棺六臣”，但方回一聽“六臣”就炸毛，認為自己受到了極大的侮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後人對“抬棺六臣”的鄙夷和唾罵。你才六臣呢，你全家都六臣！
還有一個小故事：
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在其詩作《王官谷》中有云：
“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
顧炎武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滅亡，滿人入關的時期。顧炎武潛心鑽研救國之道，撰寫《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著作，沒等成書，明朝就滅亡，清軍南下，其母絕食殉國，留下遺書，命顧炎武不得做滿清的官。
顧炎武身負國仇家恨，積極投入到反清復明的大業中。失敗後，開始了漫長的逃亡生涯，在此期間，顧炎武攜帶的行禮幾乎全是書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顧炎武學識淵博，卻秉承先人遺命，誓死不做滿清的官。康熙十三年，好友們舉薦他出仕做官，他回通道：“刀繩俱在，毋速我死”！
次年朝廷決定為大明修史，再次邀請他出山修明史，顧炎武嚴詞拒絕，並稱“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
一而再、再而三的以死相拒，其忠貞氣節令大清統治者都油然欽佩。
顧炎武同志翻看歷史，讀到唐末的這段歷史，很容易引發共鳴，結合現實處境和自己的信念，很自然地揮毫潑墨，發自肺腑地喊出“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
身為大明子民，不為拯救大明著想，而爭做滿清的官，這是奇恥大辱！這與“抬棺六臣”一樣，一幫衣冠禽獸！
兩個小故事足以說明“抬棺六臣”的歷史形象。
無論“抬棺六臣”是心甘情願也罷、是迫不得已也罷，總之，他們六人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唾罵，遺臭萬年。
